近代上海金融中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doc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 ;【提要】上海开埠后，地位开始迅速上升，辛亥前夕已具有了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与华北的财政性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金融业与商贸及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工商业与社会经济有明显的推动作用。1927至1937年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整合的过程。;【摘要题】民国史;【关键词】金融史/上海/国民政府;【正文】;一;　　上海是近代最大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地位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江浙地区多个钱业市场之一。上海的钱庄业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8世纪70年代已有钱业公所的组织。至光绪初年，上海北市有钱庄80余家，南市也有30余家，可谓盛极一时。清末和民初，受政潮和金融风潮的冲击，上海钱庄业一度有较大萎缩，嗣后逐渐恢复，到1928年底，北市计有钱庄78家，南市则有18家。（注：徐寄庼：《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页。）作为久远的中国本土金融组织，钱庄业与上海的工商和社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到20世纪20、30年代，即便上海钱庄业的整体实力和作用已经被银行业远远超出，但其影响力仍然存在，是这一时期中央当局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的金融势力。　　随着开埠后，作为中国最大内外贸易口岸地位的确立，带有近代意义的金融地位也开始在上海迅速上升。起先是外商银行，自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进入上海，到1911年外商银行已有27家，而同期其他金融较发达城市的外商银行数为：汉口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1891年成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改组易名为上海众业公所），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上海金融近代化又大大迈进了一步。至1928年底，上海共有24家外商银行，其中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商银行居多数，势力也最大。（注：徐寄庼：《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第2页。）这些外商银行长期控制着经由上海的进出口贸易的收付业务，对上海金融市场也起着重大影响。由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关当局不能直接管辖这些外商银行。　　1897年5月，在上海诞生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通常认为这是家商股银行，但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也是旧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银行业，当然也是对上海新式金融机构的介入。中国通商银行是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奏准设立的。他在1896年11月1日《条陈自强大计折》所附“请设银行片”中谈到：“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董，召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师、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注：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后10月版，第4页。）在盛宣怀看来，尽管银行股本是商家所出，但设立银行之核准、总董之产生、股本之募集，均需由中央政府所派之大臣主持。至于盛宣怀所拟“中国银行”章程，确定所设之银行正式命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实质上也都是政府行为的一部分。总理衙门议复盛宣怀奏请设立银行一案，不是官与商之争，而是清政府内部就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进行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通商银行总行所在地，起初曾考虑“先设总银行于京都，……京都市面繁盛，除总银行专拨官款、印发券票外，应准商人集股开设分行。各省会暨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处亦一律招商开设。”（注：《银行董事酌拟章程四十条（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选辑之五）》，第30-31页。）但是盛宣怀在征求洋大班美德伦及部分华董的意见后，力主“上海为总行，京都为分行”，并针对“京都总行”派的主张，指出“上海为中国通商第一口岸，应以上海为银行总汇之所，以便中外交易。”（注：《盛宣怀咨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文（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选辑之五）》，第67页。）清廷最后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可见，对于上海作为工商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当时朝野都曾有这方面的共识。　　中国通商银行的额定资本为500万两（每股100两，共5万股），实收250万两。在实收资本中，盛宣怀任总办的招商局认80万两、电报局任20万两，而招商局与电报局当时还都是有官股的。盛宣怀本人和李鸿章、王文韶等其他官僚共约余百万两，余下的才是一般商股。此外，通过翁同龢、李鸿章的关系，由户部拨存中国通商银行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这笔官款1903年开始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