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古文理论.docVIP

从韩柳散文中观其古文理论 在中国古代散文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魏晋时，“文”从“经““史”、“子”学术之“文”、文化之“文”区别开来；再一个就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古文”这一名称，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的。太史公在《史记》中提到的古文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汉时所存的与通行文字不同的先秦古代字体；另一层含义是泛指古代文献，如《太史公自序》所言“年十岁，则颂古文”。唐人所谓“古文”，始由韩愈发端，“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厚》）。 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帝国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声威远播四海。但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之后，强盛繁荣的唐王朝开始衰落。藩镇割据、外族侵逼、阉官弄权、朝官政争，整个国家动乱连年，经济衰弊，就连思想文化领域上也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佛、道横流。 面对国是日非，危机四伏的局面，韩愈、柳宗元等一批有用世之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挺身而出，在前代古文家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齐力倡导了一场志在恢复古道的“古文运动“，一方面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反对南北朝以来骈文艳冶淫靡的文风，提倡朴实明畅之散体，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另一方面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之儒家，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力图重新振兴儒家传统、发扬儒家经世济民精神和伦理道德，借助儒家思想来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唐王朝的统治。 因此，韩柳所为之古文，有其针对性，即“不类于今“，力图区别于流行的时文。从其文之体而言，在章法风貌上与流行的时文不同，主要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较为质朴自由；而就其文之源而言，也与当时崇佛重老的世风相异，而是提倡宗经，行圣人之道，传承儒家道统。如今在谈及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时，就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韩柳文章李杜诗。”下面我们就从其文章来略观一下他们的古文理论： 一、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和古代的儒家所提出来的诗言志是一个意思，是内和外的统一。韩愈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念。他提出“文以明道”， “修其辞以明其道”（ 《争臣论》 ），“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从而使文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 为了弘扬古道和推进古文创作，韩愈曾公开收招后学以传授古文，以期扭转背师弃道的恶习。《师说》便是他在这一抗争中的优秀产物。文章先说明老师的作用；然后连用三个对比，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人不耻相师”、“圣人无常师”三项具体说明，论证从师的重要性；最后点题，说明写作缘由。程端礼《昌黎文式》卷三评：“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 师道乃是传播圣人之道、教授古文之业的保障，也是他从事儒学和文学“复古”事业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师说》的创作就表现出强烈的针对性，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此见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后辈，故为此倡亦帜云。” 二、唯陈言之务去 韩柳的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 ，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倡导朴实明畅之散体。因此,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 在文学语言上提倡要新颖、独创，反对因袭。虽师承古人，但要 “师其意，不师其词”。 韩愈还明确提出“唯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 ），“言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如《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等。李扶九在《古文笔法百篇》卷十三评：“昌黎不以雕饰为工，此篇修辞，亦具排山倒海之势，如杜陵为律，力大气雄，不为偶体所缚，非六朝人所敢望也。” 在行文体式上， 韩柳极力反对骈文，努力写作散体文。其中韩愈的散文众体兼长，议论文、杂文、书信、送人序文、墓志铭都各具特色。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 HYPERLINK /view/283659.htm \t _blank 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法度即作文的章法，他主张为不同的内容兼用不同的形式来创作，那样才可以把要宣扬的文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