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传播翼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docVIP

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郭镇之 2001年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杂志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在美国和国际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i]，包括赵月枝博士[ii]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校区发布了新闻，《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讣告（而且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iii]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是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是以厚重的批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麦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麦兹一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批判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工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后来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出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到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在美国帮助下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了。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他的工作经验，发展了席勒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iv]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系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麦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位置。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由于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迭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UCSD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学术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道”，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懂得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有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费，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