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ocx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招商二科 王永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才是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此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未来可以大有作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改革背景 在计划经济时代，央企的生产力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自2003年后，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央企的体制与机制很陈旧。第一是央企的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第二是政企不能分开，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牢牢捆在一起；第三是央企的发展以扩张型为主，造成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第四则是央企被内部人控制严重，腐败加重。国企改革应该从解决过剩产能入手。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由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使得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势必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僵尸企业”不退出，企业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僵尸企业”都普遍处于一种按兵不动的“熬”冬状态，或在等待来年形势转好，或想把这种情况拖下去移交给下任解决。而领导层则希望其能够腾“笼”换“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应该对2016年经济的增长有一个乐观的预期。[1]?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4]? 传统的先增长后治理、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等发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续性，必然走到尽头。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普遍认识到推动结构转型、改革原有经济运行模式势在必行。[5]? 中国过去主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拉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推进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些经济增长效果，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对这些前期政策进行消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抚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