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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习惯对农民法律认同的影响 【摘要】民族习惯是在民族漫长的历史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为维护本民族内部秩序、维护本民族共同利益、促进社会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民族习惯对农民的法律认同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为提高农认同，可以合理发挥民族习惯的作用：实现民族习惯与民族法规的良性互动、执法司法实践中适当参照民族习惯、发挥乡村法律人作用，加强普法宣传。 【关键词】民族习惯法律认同农民 我国法律十分重视民族习惯，民族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法律的肯定，并按照法定程序得到??家法的认可。但由于民族地区和社会的复杂性，仍存在诸多尚未被认可的民族习惯，这些游离在法律外的民族习惯在基层农民中至今起到一定的作用，民族习惯与法律之间既存在融合，又存在冲突，这些民族习惯对民族地区的农民法律认同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 一、民族习惯对农民法律认同的积极影响 民族习惯与国家法并非截然对立，许多民族习惯中体现着国家法的内外价值，对农民的法律认同有积极影响。“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法律有助于以上二者的整合。”民族习惯也并非一成不变，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演进，正逐渐与国家法接近，因此民族习惯对农民法律认同具有积极影响。 （一）民族习惯蕴含着国家法的内在价值 法强调公平正义，国家法更是如此。公平是法律的立法基础，不同民族习惯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对公平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在特定的民族区域内，民族习惯对所管辖范围内的秩序与民族成员利益维护上具有公平价值。尽管民族地区与过去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一些少数民族习惯中以习惯法形式呈现出来的制度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如寨老制度中蕴含诸多公平的法律精神。民族习惯的正义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整合方面。“少数民族习惯法就目前来看缺乏系统的体质，虽然说无法否认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维护得很好”。在壮族寨老制、苗族议榔制、侗族会款制等少数民族传统自治组织中，农民有权参与村事务，在鼓楼、花桥、风雨桥等地方集体决策，共同商讨对内对外事务。 （二）某些民族习惯所提倡的内容与国家法具有一致性 民族习惯与国家法存在一些共同性，民族习惯所提倡、赞成的行为也是国家法所支持、鼓励的行为。关于保护生产方面，水族有家禽家畜糟蹋别人粮食，糟蹋多少，畜主赔偿多少。在婚姻恋爱关系上，傣族和阿昌族鼓励青年男女自由婚姻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与国家婚姻法规定相一致。关于农业生产方面最多，如湘西土家族中的封山禁林习俗，通过订立封山禁林公约，推选出看山人专门守护森林，写禁约等方式进行，苗族对枫树崇拜的习俗，即使在利益驱使下，也不会砍伐枫树，与我国森林保护法中的封山育林的规定一致，因此能够被农民广泛认同。 （三）某些民族习惯所禁止的内容与国家法具有一致性 民族习惯所反对、禁止的行为也正是国家法所反对、禁止的行为。许多民族习惯中对偷盗、强奸、抢劫、杀人等行为有相对应的处罚措施，这与国家法中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及财产所有权相一致，违法也会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惩罚。如广西龙胜壮族对于偷盗者，除写悔过书外，还要退还赃物，按价加倍赔偿、罚做公家工、开除村寨籍乃至处死的处罚。达斡尔族则对偷他人庄稼者，逐户游街认错；在婚姻恋爱关系上，布朗族禁止姑舅表婚、姨表婚，许多民族中有尊老爱幼这一习惯，如佤族，这些民族习惯与国家法中的民法、婚姻家庭、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规定相一致，瑶族对生意买卖中禁止卖坏掉东西也与国家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相关国家法更容易得到农民法律认同。 二、民族习惯对农民法律认同的消极影响 由于民族习惯代表了民族在特定地区生活的大多数人意愿，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意志相统一，因此民族习惯具有特殊性，而与法律认同中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法存在矛盾。民族地区的农民大多长期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受交通和生产力发展条件的限制，他们运用民族习惯解决纠纷的概率大，因此民族习惯中一些不符合现代法律的因素对他们的法律认同带来消极影响。 （一）部分民族习惯野蛮残忍，与现代法治文明不符 民族习惯多形成于原始氏族时期，随着习惯的不断发展，大多具有阶级性。如某些民族地区，不同等级的男女通婚受到禁止，嫁娶仍需议交身价钱，也不能违背家长意见。一些偏远山区存在“坏人送交政府，只是关监狱几天，罚点钱，不如自己处理好”的观念，更有的地方存在“官法在远，习惯在近”，按照习惯走。一些民族地区对于命案的处理仍然按照“赔命价”“血价”习惯，即杀人犯或其亲属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偿付一定的财物，以补偿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损失和身心健康，具体数额因人而异，少则数钱，多则上万甚至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