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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夏金灵活实用的的民族宗教政策 宋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宗教 宋王朝视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吐蕃等民族为外国 南方的苗、瑶、彝、黎则被视为是蛮夷，用羁縻政策治之 唐、宋羁縻政策对比 宋朝与佛教 纵观两宋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大致上是比较和谐和融恰的。宋王朝总结了历史上灭佛和崇佛两方面的教训，一方面适当扶持佛教，使它能助益于教化；另一方面又注意对佛教加以约束和限制，使其不致脱离政权的束缚。南宋高宗说：“朕观昔人有恶释者，欲废毁其教，绝灭其图；有善释氏，即崇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这大致上可以作为宋代政治与佛教关系的总写照——保护与限制。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宋朝对佛教的保护政策 宋朝对佛教的限制政策 宋朝与道教 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都很崇拜，其中数宋真宗、宋徽宗最突出。宋初，太祖、太宗虽亦祭祀老子和建观设醮，对道教著名人物苏澄隐、马志通、张守真等赐“先生”、“大师”称号，但基本上实行的是佛、道同等对待的政策。宋真宗时，王朝的统治已日益巩固，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澶渊之盟”缔结，宋辽紧张关系也暂时缓和，使他有较多的精力和财力来扶持道教。唐代奉老子为“圣祖”，真宗则奉皇帝为“圣祖”；唐玄宗多次自称梦见神人，还诡称获得“灵宝符”而改年号为“天宝”，并在全国建真符观，宋真宗则编造“天书”下降的假话而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并在全国建天庆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玄宗崇道的个人信仰成分较浓，而真宗更多的是为了所谓的保国安民。真宗崇道的目的就是要神化赵宋王朝，一方面是吓唬十分相信天神符命的辽国统治者，使他们收敛侵略野心；另一方面也能起到镇服百姓的作用。 宋朝与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以海外贸易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宋朝的海外贸易远远超过盛唐。但是由于宋的财政实力，尤其到南宋时期更是入不敷出，还需负担沉重的纳贡义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统治者也就无暇顾及其它问题。大批的阿拉伯和犹太商人涌入宋朝首都开封及沿海城市，进行贸易或居住。这些外国侨民的进入，不可避免地也将他们的传统信仰带入我国。宋代内地流行的伊斯兰教，基本属于一种侨民宗教，主要在胡商和移民中流传，并未传入当地汉族居民社会中，因此与汉文化也没有发生冲突的机会。所以当地居民一般都与之和睦相处，政府也对其采取比较款容政策，让它自由流行。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逐渐形成了回族。从这儿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文化的包容性，统治者对外族也不存在歧视和排斥，只要不对他们的政权形成威胁。所以，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自由的。 宋朝与犹太教 辽朝对汉地宗教的推崇和认同 辽的原始宗教信仰与汉族的传统宗教天命观、君权神授相结合维护自己的统治，突出表现了外族对汉文化的推崇和汉文化的吸附力，也说明了儒家礼教的统治地位。辽虽说是外族却仿照汉制实现了自己的统治，可见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在在维系中华各民族方面的穿透力和凝聚力。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族礼仪的同时，也接受了汉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西夏的崇佛政策 崇佛的原因： 河西走廊本为佛教进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当地人民早有根深蒂固的佛教信仰。西夏人进入该地后，很自然会接受到他们的影响。另外，西夏人刚刚脱离氏族社会，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习俗，在此文化心理基础上，接受佛教当然要比接受儒学容易的多。 西夏主要以赎经和译经为主，在短短五十三年中就译出西夏文大藏经3579卷。这门多经文的译出，一是西夏统治者的重视，二是得益于宋王朝的宗教输出政策。虽然大批佛经的译出有利于西夏的佛教文化的繁荣，但也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财政负担。 金朝对汉地宗教的推崇和利用 推崇汉族宗法性传统性宗教：与传统宗教中的天地祭祀相结合，接受儒家礼制。传统的洒满信仰虽然保留下来，却只是以礼仪的形式，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金人统治者崇拜佛教，除了解决信仰问题外，更是把佛教当成联络民族情感、缓和民族矛盾的工具。并且对女真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也有极有好处。无可厚非，佛教对女真族的汉化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利用河北新道教：金代尖锐的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沉重的民族压迫，是河北新道教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河北新道教发展的初期，金朝统治者十分紧张，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限制。但当他们发现硬性措施难以阻止道教的迅猛发展势头时，他们又转而采取拉拢利用政策，及时化解了道教的对立情绪，使之变成巩固金政权的得力工具，金政权的民族宗教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总结 文明史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多数民族重在传承，在传承中渐变；少数民族而贵在吸纳，在吸纳中创新而突变。宗教政策也是如此，宋朝就是在传承自己汉族的宗教制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