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婚恋牵主义、误认与资本主义.docVIP

异性恋主义、误认与资本主义 ——对朱迪斯·巴特勒的回应 南希·弗瑞泽 朱迪斯·巴特勒的文章之所以受欢迎有几种原因。它可以唤醒我们去探讨那些久以不被提起却极其深刻而重要的问题。而且，它能引发人们对于左派在当前政治结构中所处的困境问题的诊断性反思。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巴特勒在这篇文章（即《单纯的文化问题》一文）中，承诺要确认和复活(retrive)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方面，而后者却正是当前知识界和政治界要共同去压抑的。她的文章在另一点上也富有代表性，即致力于用近年来出现的思想范式，包括话语分析理论、文化研究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整合对过去那些范式的理解和看法，以求对当代资本主义有更深的理解。以上这些方面都是我与她真心共同承担的承诺。 然而，我与巴特勒的观点并不一致。我们之间最重要的分歧——也是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已转向如何准确地去认识这些共享的再造和整合的对象。我们所持的不同意见集中在，到底是什么东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坚韧传统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联系。另外，我们在其它方面，如对后结构主义的各类流行观点的估价，对这些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赋予社会理论以活力并使之保持唯物主义方向的认识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我们之间最后的分歧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不同看法。 为了理清思路以对这些论点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我希望尽快将我所持的观点放到不受人注目的位置上去。巴特勒将其对我的书《中断的公正》的讨论，与对一群未被指名的、她称之为“新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结合起来进行。无论她对这样群人的批判有怎样的价值——这是我在后面要谈的——问题是她用这样的策略将对我的讨论框起来，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她否认有相反的情形，但读者会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误认为我与“新保守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将男、女同性恋所受的压迫遣散为“单纯的文化问题”，从而认为是次要的、衍生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琐碎问题。读者们可能会以为我认为性压迫比阶级压迫更缺乏本质性、物质性和真实性，我希望将反对异性恋主义的斗争归属到反对剥削工人的斗争中去。发现我与那些“正统的性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被聚放在一起，读者们肯定会推测出我将男、女同性恋运动视为不正当的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并认为后者已分裂了左派，我希望用左派的统一性去有力地压制它们。 当然，我不会相信任何诸如此类的观点。相反，在《中断的公正》中，我已经分析了流行的所谓将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相分离的说法，后者被视为“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构成性特征。 特别参看第一章导言，“从再分配到再认识？‘后社会主义’时代公正的二难处境，”见南希·弗瑞泽《中断的公正：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New York:Routledge,1997)。为了克服这种分离，阐明左派统一阵线的基础，我已经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试图避开在“经济基础 特别参看第一章导言，“从再分配到再认识？‘后社会主义’时代公正的二难处境，”见南希·弗瑞泽《中断的公正：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New York:Routledge,1997)。 居于我的理论框架中心的，是对分配不公和认识不公所作的常规性区别。我的观点决不是将认识不公贬低为“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要论证两类同等重要、同等严峻而真实的侵害，它们是任何一种维护道义的社会秩序必须去革除的。在我看来，被误认(misrecognized)不仅指被看成有病的人，而且指在他人的有意识的态度和思想信仰中被瞧不起，被贬低。在社会交往中否定完全的同性恋者(full partner)的地位，并阻止其对社会生活的同等参与，与其说是不平等分配的后果（如无法获得对资源和“基本财物”的公正享有），不如说是阐释和评价的制度化型态(pattern)的结果，这种型态将某人构造为相对不受尊敬者或缺乏尊严者。那些歧视和剥夺人之尊严的结构型态一旦制度化，比如通过法律、社会福利、医疗和／或大众文化，就会阻碍其均等的参与机会，与分配中的不平等完全相同。两种不公所导致的伤害无一不是那样的真实。 因此，在我的观念中，误认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从本质的意义上讲，地位上的不公正与分配不当引发的不公，既有逻辑上的区别，也有概念上的不可简约性；尽管前者常为后者所伴随，但误认是否会转化为分配不公，分配不公是否会引起误认，应取决于被讨论的社会的本质。例如在前资本主义、前国家社会，地位仅仅是分配的间接（拱形弯曲的，overarching)　原则，因而地位的秩序与阶级制度是相互熔合的，误认必定包含着分配不当。在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