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国翼王石达开的功与过.docVIP

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功与过 周 询 石达开是一位倍受争议的人物。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各不一样，有的说他功大于过，有的说他过大于功，有的说他功过参半，有的说他是杰出的农民革命英雄，也有的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总之众说纷纭，各持一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人物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既不能一鞭子打死，也不能文过饰非。我认为他武功卓著，政绩斐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农民革命领袖。但他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特别是1857年5月离京出走以后，他的错误行为，给太平天国和他自己都造成了严重损失。在这里我不妨就他的功过是非，粗浅地谈谈自己的看法，借以抛砖引玉。首先谈谈他值得肯定的方面。 一、对敌斗争立场坚定。石达开虽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但他处于社会阶级矛盾非常激烈的时期，目睹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不禁使他心灵中产生了匡世救民的壮志豪情。他从参加太平天国起义时起，由广西到湖南、武汉，一直打到天京，身经百战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安徽督战、湖口、九江作战，用兵江西，粉碎江南大营等重大战役，更是打得反动派一败涂地。甚至从天京分裂出走以后，也没有改变他同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的严正立场，仍然在太平天国旗帜下，与地主阶级总代表——满清封建王朝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在进军途中，每攻克一地总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打击官僚、地主、豪坤的封建统治，剥夺他们的财、米、衣物，分给穷苦人民和留作军用。总之，他的一生都是为劳动人民而战，为打击封建势力而战，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而战。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他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一贯立场坚定，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从不动摇妥协。天京“内讧”以后，曾引起反动派的幻想，认为石达开为洪秀全所不容，会有“投诚”之意，他们一方面乘天京“内讧”元气大伤之机，加紧对太平天国根据地的进攻，一方面用高官厚禄来收买石达开。当时石达开虽处于国仇家恨的双重压力下，但仍然抛弃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回师宁国抗击敌人的进犯，挽救了太平天国的危局，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幻想。大渡河惨败后，在四川成都受审，他盘坐在蒲团上，面不改容，怒目而视，慷慨陈述自己的起义经过和痛斥敌人的残暴和奸诈。“其枭杰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当他被处以凌迟极刑时，更是“神色怡然”，表现出一位农民革命领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豪迈气魄。 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文革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竟对这样一位农民领袖，抡起无情大斧，横加诛伐，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分子，说他“怀着个人动机被卷入了农民革命的洪流，混进了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窃据了高位，他的品质恶劣，居心叵测。从混进革命队伍的那一天起，就给太平天国革命埋下了极大祸根。”这种批判太不实事求是，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唯成分论的流毒。一个人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不是根据个人出身，而是根据他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来决定。比如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他们也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由此可见，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决不能以阶级成份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再说石达开生于1831年，他1847年加入拜上帝会时，年仅十六岁，接触拜上帝教义的思想，应当还早一点，那时他还是一位少年，是不是地主分子，是很明显的事，何况他在家中还经常参加农副业劳动。因此说，石达开本身根本谈不上是地主分子，充其量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中的小知识分子。 那些人之所以大加诛伐石达开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把带兵出走的罪责，完全归咎到石达开一个人身上，说他是分裂主义的罪魁祸首。对于这件事，我认为也应客观分析。此事产生的根源在于洪秀全，因他经历“内讧”之后心有余悸，生怕异姓王执政对他造成威胁。石达开回朝辅政，不是出于洪秀全的初衷，而是满朝文武的推举。辅政后他疑心更大，立即加封自己的两位胞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用来“挟制翼王”。对石达开的工作横加干扰，后来甚至发展到“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为了不使矛盾公开化，为了避免杨秀清突遭袭击的不测事件重演，不得不走上率兵出走的道路。也许有人认为应该选择犯颜直谏或委曲求全的办法解决。如果犯颜直谏，更会遭致不测后果。因为石达开是首义之王，众望很高，犯颜直谏只能被洪秀全理解为石达开的篡逼。如果采取委曲求全，也是不可能的事。洪秀全即使明里不对石达开斥责谩骂，却暗里却用安、福二王“挟制”，处处疑忌他，百般掣阻他，甚至要阴图戕害他，那也就很难使石达开解除心病，委曲求全了。因为两种势力明争暗斗，总有一天矛盾会激发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说石达开的出走，是被逼出走，是无可非议的事。要说罪责，首先应由洪秀全承担，因为这一分裂事件，完全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至于说石达开出走不应带走部队，这种说法也是不合情理的。不带走部队。孤身一人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