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DOC

PAGE PAGE 2 谈韩兵监造者“司寇”的出现时间 有虞同 根据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兵器资料，黄茂琳先生推断，战国晚期韩国兵器铭文中在“令”之后增加“司寇”这一级监造者的时间，当不晚于韩桓惠王九年（公元前264年）。注释： 黄茂琳：《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年第6期，第377页。本文采用的公元纪年均引自杨宽《战国史》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版）；城邑的古今方位则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这个意见得到了检验并在战国晚期韩国兵器的断代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相继公布的新资料表明，监造者“司寇”出现的时间还可以提前。本文将首先考察韩国兵器的断代，然后讨论 注释： 黄茂琳：《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年第6期，第377页。本文采用的公元纪年均引自杨宽《战国史》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版）；城邑的古今方位则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韩国都城、地方城邑的工官系统以及主掌收藏的冢子系统都可以铸造兵器， 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 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第327、328页。由于冢子监造者的兵器铭文中一直未见有“ 吴振武：《新见十八年冢子韩矰戈研究——兼论战国“冢子”一官的职掌》，陈昭容 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第327、328页。 除了韩昭侯时器“二十四年申阴令戈”（《集成》[1]第11356号，前339年） 苏辉：《韩国纪年兵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第12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吴良宝：《包山楚简释地三篇》，《汉字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22页。具有穿在阑上的显著特点，其余战国中晚期韩国铜戈的形制变化不大，只有通过铸造地的归属变迁、辞例变化等因素加以推断 苏辉：《韩国纪年兵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第12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吴良宝：《包山楚简释地三篇》，《汉字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22页。 目前年代相对明确的纪年韩兵有韩宣惠王时的“七年卢氏令戈”（前326年）、 吴良宝：《东周兵器铭文四考》，《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第173页。“八年新城大令戈”（《集成》11354，前325年）， 陈伟先生根据新城约于前316——300年间属楚、前299——294年（当韩襄王13——16年和韩釐王1——2年）复归韩、此后入秦，因而认为戈铭的“八年”当是新城入楚前的韩王年次（《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205页注释43）。注③苏文因其辞例与魏惠王后元“四年咎奴曹令戈”相同而定之为韩宣惠王时兵器（第120页）。当以陈说最为有据。而 吴良宝：《东周兵器铭文四考》，《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第173页。 陈伟先生根据新城约于前316——300年间属楚、前299——294年（当韩襄王13——16年和韩釐王1——2年）复归韩、此后入秦，因而认为戈铭的“八年”当是新城入楚前的韩王年次（《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205页注释43）。注③苏文因其辞例与魏惠王后元“四年咎奴曹令戈”相同而定之为韩宣惠王时兵器（第120页）。当以陈说最为有据。 如果单看铭文不记工师所属的库这一点，低纪年数的《集成》11317——11319“三年负黍令戈”、11322“七年仑氏令戈”、11327“六年格氏令戈”等兵器也许可推定在宣惠王世。 黄锡全：《新见宜阳铜戈考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第70页。 目前可以通过韩兵铭文辞例上的某些特点来推断其铸造年代。比如注①黄文指出，从桓惠王三十一年开始，新郑铸造的兵器铭文中以“冶尹”取代了“冶”（引按，“冶尹”不见于地方铸造的兵器铭文）；苏辉先生提出，“从桓惠王卅三年开始在冶工名字后赘‘造’字，直到韩王安八年的郑令戈均是如此，此前却鲜见‘造’字，说明韩器铭文末赘‘造’字是较晚的特征”（注③苏文第116页）。这个意见对于由郑令、司寇监造的兵器来说是很合适的。不过，现有资料表明，桓惠王时地方铸造的兵器铭文末尾出现“造”字的时间要比都城新郑的早。 韩国地方城邑所铸赘有“造”字的兵器有“王三年马雍令戈”（《集成》11375）、“二十二年屯留令戟”（《珍秦》[3]第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