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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译文 我们如何应对毒品问题 一、毒品 戈尔·维德尔 [1]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的众多毒瘾问题是可能的。只要解除对毒品的所有管制，并以成本价销售毒品即可。同时给每种毒品贴上标签，明确说明该毒品将给吸食者带来的后果。这样做需要诚实的胆量。不要说大麻容易上瘾又十分危险，而实际上它既不容易上瘾又不危险。大麻不像安非他命那样，使人死得很痛苦；它也不像海洛因那样，既容易让人上瘾，又难以戒除。 [2] 这里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几乎尝试过所有毒品，但哪一种都不喜欢。这就批驳了那种流行的观点，说人只要吸一小口鸦片，头脑就会被它控制。不过，话又说回来，许多毒品的确有害，但应该用明智的方法向公众告知毒品的危害。 [3] 在规劝与警告的同时，或许我们的公众还应该回顾一下我们立国先贤的教导，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安排各自的生活，只要他们不干涉他人追求幸福。 [4] 我这么说，马上就有人要大声抗议了。他们会警告说：如果允许人们吸毒，那么人人都会去尝试，那我们整个民族最终会沦为麻木痴呆的活僵尸。这想法真是吓人。然而，一个头脑清醒、心智健全的人，如果事先了解吸毒上瘾带来的后果，恐怕绝不会成为一个瘾君子。 [5] 但每个人都头脑清醒、心智健全吗？不是。总会有一些人成为瘾君子，就像总会有一些人要成为酒鬼一样，这很可悲。但是，每个人，如果愿意，都能够（应该拥有这种法定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多数人不会选择自杀，既然这样，他们也不会动不动就往自己的静脉里注射毒品。要知道，禁止人们得到他们喜欢的或者认为他们可能喜欢的东西，只会让他们更想得到它们。不知是什么古怪的原因，我们的领导者们却总是不明白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启示。 [6] 我们大家连上周二发生的事都记不得了，而这对于美国的道德学家来说着实是件幸事。今天，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还记得禁酒令时期发生的事情。当时国会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朗姆酒恶魔的神圣使命——但却在禁酒过程中引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浪潮，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饮用劣质酒而丧命，公众由此对美国法律产生了普遍（且持续）的藐视。 [7] 如今同样的事情还在上演。但是，政府却并未从过去的禁酒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 [8] 去年，联邦调查局使大麻的供货略有减少，毒贩子便诱使年轻人染上海洛因毒瘾，死亡人数因而急剧上升。这怪谁呢？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人的死亡负责。在这场警察与强盗的游戏中，官僚机器有既得利益。麻醉品管理局和黑手党都希望有强有力的立法来禁止毒品的销售和使用，因为如果毒品以成本价出售，谁都无法从中渔利。 [9] 倘若黑手党不能从中捞钱，那就不会有友好的毒贩出现在校园里，瘾君子们也就不会为了赚到下剂毒品的钱而以身试法。最终，若毒品交易无利可图，麻醉品管理局就会渐渐被淘汰，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坐视不理的。 [10] 有什么明智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当然不会有。美国人热衷于犯罪和惩罚，就如同他们热爱赚钱一样——而打击毒品与贩卖毒品几乎成了一样大的买卖。因此，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二、毒品合法化带来的问题 克拉伦斯·佩奇 [11] 如果你赢不了比赛，那就改变游戏规则。毒品问题可以通过使其合法化而得以解决——这种逻辑方便易行，受人欢迎。令人遗憾的是，毒品合法化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很可能就是行不通。 [12] 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因为它简单。毒品合法化可以立即消除现在毒品给黑社会带来的巨额利润，减少毒品这一禁果对年轻人的诱惑，洗掉妨碍瘾君子们寻求帮助的犯罪耻辱感。甚至还可以对现在非法的毒品交易征税，用这笔税款修建更多我们迫切需要的戒毒中心。 [13] 长期以来，一些思想深刻的人一直在提倡解除毒品禁令。去年，巴尔的摩市市长科特·施莫克呼吁就这一问题展开一场全国性的严肃讨论，从而使这场辩论升温。 [14] 施莫克的主张基于他当禁毒检察官的经历。他感觉他的努力似乎都只是杯水车薪。他告诉国会，禁毒令比本世纪初实行的禁酒令的效果强不了多少。它非但没有根除吸毒问题，反而使犯罪率上升。所以，还是让我们改变规则吧。 [15] 他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毒品“宣战”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写道：“禁毒令原本要解决问题，可是对于吸毒者和我们其他人来说，它却使情况更糟。” [16] 很多人无法抗拒这种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美妙的简单逻辑，有个讨厌的大漏洞。许多证据表明，如果毒品合法化，滥用毒品及其社会成本都会增加，而且是急剧增加。 [17] 保持毒品交易的非法性或许不会清除毒品，但无疑却可以减少毒品的使用。 [18] 《华尔街日报》早些时候刊登了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致禁毒主将威廉·贝奈特的一封公开信，贝奈特9月19日在该报撰文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