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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之大成 融古而有我 —— 张大千的习古与《仿王蒙雅宜山斋》 四川大家艺术学院教授 林木 ■ lot 509雅宜山斋图尺寸：133.6×67.5cm估价：RMB 5,000,000—7,000,000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张大千无疑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画家。他的奇特经历、卓绝才艺、浪漫情愫、鉴赏眼光、宏富收藏、广博见识、浩大气派、“东西南北人”的全球性经历，乃至他誉满画坛的口碑与人缘，在现代画坛绝对无与伦比。至于他在古典传统的研究与继承上，则更是精谨绝伦。 　　曾有传说，二十来岁时他仿石涛的一幅画，就骗过了鉴古大师黄宾虹的法眼。前些年北京故宫举办的一次赝品展，让笔者大开眼界。那次展览汇集了全国各大博物馆中一度被鉴定为古代大家的真品，几十年后又被重新鉴定为赝品的作品。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展场中一幅幅大可乱真的石涛、黄公望、王蒙、董源、巨然的伪作，竟大半出自于这个张大千！张大千不仅临古仿真本事一流，而且自己颇富收藏。故宫博物院的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就曾是大千的收藏。而他的“大风堂藏画”辗转流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之一。张大千对古代绘画的研究、学习和鉴赏，于此可见一斑。 　　在对传统的继承与学习上，中国画史上或许只有清初“四王”中的王石谷一人可与张大千媲美。王石谷也是遍学历代诸大家，且南北宗都学，受王时敏之极赞，为“四王”中功力最深修养最全面的一位，在清初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凭心而论，王石谷比之张大千，还该大逊一筹。且不说王石谷所见所临不可能有张大千之多之精，仅以张大千亲临敦煌、榆林考察研究近三年，所见远古中古宗教绘画真迹上万，临仿北魏至唐宋元真迹数百幅之壮举，其眼光就远非石谷所能及了。想当年，徐悲鸿就有“五百年来一大千”之论。大千自己对此亦当仁不让，曾在《故宫名画读后记》中自称“惟事斯艺五十年，人间名迹，所见逾十九，而敦煌遗迹，时时萦心目间，所见之博，差足傲古人。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 　　然而就这么一个旷世奇才的张大千，在以“新”为尚的20世纪里还未能得到真正客观而全面的评价。20世纪40年代，有人称其为“旧派画家” ；而50年代之后，张大千又远离祖国，客居南北美洲，游艺欧美，其在世之最后七八年虽回归台湾，但大陆画坛，乃至大陆学术界对其艺术，尤其是他一生中后30余年艺术的了解仍十分不够，评价也乏全面。 　　对张大千的研究与评价，必须建立在对其一生进行综合的总体研究基础上才有可能。事实上，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以上世纪50年代末他大泼墨及此后的大泼彩为界，可大致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以研习、融汇传统为特色的阶段，后段则是以习古融古为基础的自出手眼自我创造的阶段，他的名震中外的大泼墨与大泼彩就是其研习传统发展传统的结果。两个阶段自然构成，相互包容，缺一不可，都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有机构成系统。因此，给张大千带来巨大名声重要地位与坚实基础的习古融古阶段，仍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个大阶段又以1941- 1943年敦煌之行划段，此前主要以研习传统，广临诸家为主。以假乱真之绝技，就主要是这个阶段的特色。而1943年以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十余年间，则是综合古代诸大家风格而自出手眼，创立自我风格的阶段。用大千自己的话说，即 “融古人而有我”的综合出新阶段。这个“融古人而有我”，亦即张大千所敬重的董其昌所谓“集大万里”之意。 　　张大千对王蒙的兴趣来源于石涛。上世纪初，张大千是推动石涛热的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但当这位20世纪初石涛的崇拜者追本溯源找到石涛技法的渊源王蒙及董源、巨然时，对王蒙的研习成为他终身不辍的功课。《仿王蒙雅宜山斋》即此种研习之精品。王蒙《雅宜山斋图》本是故宫的收藏，但学习及临仿王蒙多年，十分熟悉王蒙技法风格的张大千，一看就知是伪作。在其《仿王蒙雅宜山斋》图上他题到，“故宫雅宜山斋图用笔冗弱，定非山樵真本”。研习王蒙已至炉火纯青地步的张大千，此时已有临习王蒙精品一、二十本的经历。从一石一树，一枝一叶，一苔一点之造型特征，乃至笔之提按顿挫，墨之干湿躁润，皴、擦、破、积，王蒙诸般技艺特征早已烂熟于大千之胸。张大千想利用他对王蒙作之经验，再借此伪本之章法结构—此图虽非真本，但章法结构是有所本的 —而还王蒙笔墨之本来面目。此即张大千于《仿王蒙雅宜山斋》中所题“予此幅参合林泉清集、青卞隐居二图为之，遂觉顿还旧观也”之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青卞隐居图》，张大千早于1919年就随曾熙、李瑞清二师在大收藏家狄平子家见过。这幅被明末画坛领袖董其昌在其诗塘题评曰“天下第一王叔明”的作品的确堪称王蒙的上乘之作。加之大千收藏有王蒙《林泉清集图》的古临本，此本他已临习多次。且王蒙《雅宜山斋图》本来与王蒙《春山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