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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活性服务供需匹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生活性服务业包括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服务、服务、体育服务、培训服务、批发零售服务、住宿餐饮服务、居民和家庭服务、法律服务等10大类，涉及人民生活方方面面，蕴藏“无底洞”般的消费需求。“十三五”顺应规律、调节供需，就能释放10万亿元级数的消费需求、催生一批新的支柱产业。国家发改委党校处长班第2组、第3组在2016年6月下旬，分赴上海、浙江、湖南、贵州4省市，围绕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进行实地调研。主要情况如下。 一、当前10类生活性服务中的8类存在不同形式供给不足 当前5类服务的总量供给不足、3类服务的优质供给不足，既使部分人民不得不转而寻求国外服务，使2015年服务贸易逆差高达1366亿美元；又使部分人民不能实现服务消费行为，生活质量和小康含金量受到影响。 （一）5类生活性服务的总量供给不足 从健康服务看，2015年每千人口医师数、护士数分别为2.1、2.2名，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2、8.7名的水平；卫生总费用与GDP之比为6%，远低于大部分OECD国家9%―11%的水平、美国15%的水平；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心理辅导、养生保健、康复护理等服务供给短缺，使挂号难、住院难等现象仍大量存在。比如，贵州、湖南、浙江等省的市级公立医院普遍人满为患、一床难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本医疗设施落后、人才缺乏，民营医院受缺乏医疗人才制约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 从养老服务看，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16.1%，但养老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的总量缺口，2014年养老服务机构3.4万个、养老床位551.4万张，按“9064”模式计算则存在330万张缺口；与此同时，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严重不足，护理型机构明显少于照护型机构，农村养老设施服务项目少、功能不完善，近2/3的城市床位、1/2的农村床位空置。比如，湖南省有1065万老人，但床位只有27.5万张；贵州省民办养老机构只有100家左右，床位不足1万张、仅占总数6%，多为租房开办、设备设施简陋。 从旅游服务看，2015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41亿人次，其中国内旅游39.7亿人次、入境旅游1.3亿人次，但供给总量仍不足、质量仍不高，成为出境旅游多达1.2亿人次、旅游贸易逆差高达1237亿美元的重要诱发因素。比如，贵州省发展大旅游虽卓有成效，但尚未从门票经济向观光休闲度假转变、从景点旅游向“走到哪里都有景点”的全域旅游转变，游客“看景点”变成“看人头”的现象在节假日时有发生；旅游产品比较单一，特色食品和民族工业品等可供游客带走的产品供给不足；高档酒店、农村旅馆、游客中心、厕所、公路等旅游配套设施仍较差，使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不高。 从文化服务看，当一国人均GDP5000美元、恩格尔系数40%时，人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普遍在20%左右，美日等国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已成为仅次于食物、住房、交通的第4大消费。但因我国文化服务供给不足，2015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仅为8%、3%，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8%，低于5.3%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11.3%、韩国9.8%的水平。比如，贵州省“一县一品”的县域文化产业体系未成规模，群众对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不高，投资1500万元的大型实景剧《阿依多》不到1年就停演，投资1.7亿元的大型实景剧《萨玛》境况相似。 从体育服务看，2014年体育产业增加值4041亿元、占GDP比重0.64%，低于与我发展阶段相近国家的水平。体育服务价值链从高到低依次为体育知识产权、体育中介、体育媒体、体育场馆、体育硬件，在我国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体育知识产权、体育中介等服务才刚刚起步，体育场馆、体育硬件等数量短缺、形式陈旧、内容单一，难以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比如，4省市的大中小型体育场馆数量不多，并且由于成本因素，比赛用大型场馆很少向大众开放，存在便民性、普惠性差的普遍问题。 （二）3类生活性服务的优质供给不足 从教育培训服务看，2015年在国外学习研究人员为126万人，按留学成本20万元人民币/年计算共花费406亿美元；在国内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为40万人，按在华留学成本10万元人民币/年计算共花费64亿美元，可知教育行业贸易逆差高达342亿美元，国内优质教育供给严重不足。2015年民办培训学校16.3万所、在校生4570万人，但除新东方和学而思等机构外，受到普遍认可的优质培训机构凤毛麟角，“学校进工厂、工厂进学校”的培训模式尚未形成。比如，4省市普遍缺乏技能型工人，对优质技能培训学校的呼声很强烈。 从批发零售服务看，批发零售服务网络布局不尽合理，尤其是农村批发零售服务供给不足、成本较高。比如，贵州省清镇市区位便利，具备分销集散的先天优势，但以前批发市场分散、分销环节较多，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