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恩怨纠葛.docx

《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恩怨纠葛 　　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创刊的《新青年》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支嘹亮的号角，一面鲜艳的战旗。它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倡导科学，宣传民主，张扬个性，对重新构建我国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影响了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进程。《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在前期是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创刊号用《青年杂志》之名，后改为《新青年》。每六期为一卷，从第八卷开始，杂志就自立新青年社独立出版。初期《新青年》的出版发行为什么会选择群益书社这样一个小的出版商来合作？杂志为什么一度改名？后期为什么又走上了独立出版之路呢？这其中大有渊源。　　　　湖南陈氏兄弟创办群益书社　　　　在旧上海的出版业中，规模大小相差悬殊。大的出版社，资本数百万元，自办印刷厂，自设编辑所和发行机构，职工人数多时达三、四千人，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中型的出版社，有职工几十到百余人，以文明书局、中国科学图书公司等为代表。而只有职工一、二十人或十人以内的，只能称为小型店了。这些小店大多是合伙或是独资的，群益书社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型出版社。1899年，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与堂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1901年，陈子美出资在日本东京创办群益书社，从事书刊销售。1907年，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又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开设群益分社。当时的福州路是上海近代文化出版业的阵地，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书的香气，拥有书肆300余家。1912年，群益在上海扩大业务，迁至棋盘街泗泾路口，为一朝西双开间门面。自此，群益总社遂迁于上海，并在东京和长沙设立分社。1935年群益停业，1945年复业，1951年再次歇业。群益书社首任经理为陈铭武，以各类辞书为主营业务，曾出版过《英汉词典》、《英汉双解词典》、《数学词典》等。　　　　汪孟邹促成双方合作　　　　《新青年》之所以能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正是因为他才使得《新青年》与群益书社发生了一段虽然短暂、却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合作。　　汪孟邹与陈独秀有着极为深厚的交情。在辛亥革命期间，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当年曾帮助陈独秀筹办《安徽俗话报》的汪孟邹来到安庆找陈独秀，要求谋一份差使。陈独秀却认为，现在的情况不是长局，马上会变，反而建议汪到上海开一个书店。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在福州路惠福里办起了亚东图书馆。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 ，袁世凯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将陈独秀列为第一“要犯”通缉追捕。陈独秀逃到上海，他帮助亚东图书馆起草了《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并编写《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在亚东出版。　　亚东图书馆的创业初期极为艰辛，开办的股本两千元都是汪孟邹找亲友筹集的。汪在上海办货的时候，还歇过小旅馆，后来通过章士钊，在苏报馆里认识了群益书社的主人陈子沛，才在群益书社里搭铺。亚东图书馆初期主要出版经营的是地图册，地图册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必须得在日本完成。亚东后来又出版了《甲寅》杂志。在书籍杂志的印刷与业务接洽方面，汪孟邹获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的群益书社帮助良多。　　当陈独秀到达上海，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的时候，汪孟邹理应全力相助。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出版的地图册获利有限，兼而自身已出版了《甲寅》杂志，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情意极深的陈子沛、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了，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二百元，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改名《新青年》非陈独秀本意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呢？从当事人的记忆中来寻找原因是最为可信的。在1916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他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关于这件事，汪孟邹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三月三日，星期五，晴。……晚饭后到仲甫宅，适子寿亦在此谈说一切。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赞同也……”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根据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及其他各种假冒方法损害其权利时，得提起诉讼。第二十九条规定：假托他人姓名发行自己之著作者，以假冒论。第三十六条规定：翻印仿制及以其他方法假冒他人之著作者，处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其知情代为出售者亦同。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区别是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