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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混世哲学 （十五） 王自成 十五 精明——作为科学认识论原则的“精细格物以致知” 上文对曾国藩思想的讲述，是以尽量忠实于曾国藩的原意为原则 的。但在本节，我打算将曾国藩的“精明”稍加发挥。上文说过，曾 国藩的“明强”之“明”分为高明和精明，高明出于天分，精明得于 学问。精明既然得于学问，而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学问或“学问思辩 行”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格物致知”。因此，我认为用“精细格物以 致知”去阐述并发挥“精明”是符合逻辑的。现继续引用他对于精明 的解说以为佐证：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 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 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 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 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请特别注意“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 精，此精明之说也”一段话，这显然在说格物的具体方法：光有臆设 不行，不如反复权衡；光目测不行，不如使用工具进行测度。所以本 文愿意发挥说：精明者，精细地格物以致知，以达到“轻重长短，一 丝不差”之明也。如果王阳明懂得这样的格物方法，那么他格竹子就 不应该一无所获。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并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商人之精 于算计，或军事家之诡计奇谋，起码不仅仅如此。曾国藩所说的精明， 反倒要以“渐平”、“渐实”为目的。他还说“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 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说明“高明”不能代替“精明”，高明者要转 变为精明者，尚且“颇不易易”。对此，曾国藩没有进一步解释，我 想可以举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的故事进行一下说明。崇祯皇帝曾经诏刘 宗周问救拔大厦将倾的明王朝的大计，刘宗周回答“修德而已”。这 样的回答高明则高明也，然崇祯皇帝没有得到什么，也奈何不得刘宗 周，只是将他致仕归养而已。然而终究未能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 南明灭亡后，刘宗周因理想破灭而自杀。由此可见，到明末，无论中 国道家的“道德”，还是儒家的“仁义”，都已经自居高明久矣，然到 国家临难，何曾有一策以救国！对于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 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等，都进行过深刻的反思， 并进而开展了修正传统中国哲学的“实学”运动，这种“实学”并非 就要抛弃“仁义”或“道德”，而要避免这些高大尚的理念止步于空 疏的空中楼阁。 可见，曾国藩的“精明”说，是顾、王、黄所倡导的“实学”到 清末所结出的硕果，而他是这样论证“精明”的必要性的： “自古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 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 圣，而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 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 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学须 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 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 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理细事，若为大臣者，则不可 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成 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 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 见其容色之啐盎，徒党之盛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 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 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而贤而笑勤 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 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 成，不亦悖乎！” 玩味这段话，发现其含义与作为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大相径庭。对儒家传统而言，“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根本，只要“修身”而成了圣人，那么就自然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 下”，不需要别的任何努力了。也许这不是儒家的“本意”，但那种空 喊“仁义”而误国的道学家确实太多了。而曾国藩虽在别处也讲“慎 独”、“诚意”等儒家传统修身功夫，但上述一段话表明，他认为圣贤 并非凭空修德所能成就，而是实干出来的，文王、周公、陶侃等概莫 能外。他尤其批评三国时的道学家何晏、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