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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大代表贿选的制度和生态分析 　　摘要：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机制，贿选是损害选举质量和降低民主水平的主要痼疾。但是，贿选却是从局部民主化、不完全民主体制向成熟民主政治形态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通过对辽宁贿选案和衡阳贿选案产生缘由的分析，可以发现贿选并非基于贿选者的身份逻辑，而是特定制度缺陷和政治生态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在制度层面，贿选是候选人产生过程中的提名机制和酝酿协商机制、候选人产生中确定性和竞争性并存的张力、选举组织机构和选举监督机构的组织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不良的政治生态、异化的政商关系、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以及脆弱的市民社会等因素，进一步助长了贿选的蔓延和持续。从根本上清除贿选乱象的战略路径，就是构建法治秩序，完善民主制度，建立完备的选举制度结构，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最终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预期效应。　　关键词：贿选；政治制度；政治生态；民主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09-0081-07　　在代议制政府时代，民主的含义由“人民的统治”转变为“人民选择统治者”。潜在的政治决策者之间为了获取选民更多的选票和认同，以现代政党组织为依托，围绕价值观、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执政能力等展开激烈竞争，选民自由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利，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关键特征和典型模式，选举也因此而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机制。然而，由选举引发的政治乱象，如贿选、广场政治、社会撕裂和政变等，在许多新兴民主化国家曾经相当普遍。贿选破坏选举秩序，降低选举竞争的公正性，背离民主本质，扭曲选民的偏好表达，败坏政治生态，是世界各国急需有效治理的顽症。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贿选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甚至一度有蔓延的趋势，日益成为影响人们政治生活质量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XX年12月至XX年1月，衡阳市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7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中有56人涉嫌向518名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工作人员行贿，涉案金额达人民币亿余元。在XX年的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该省当选的102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5人涉嫌拉票贿选，涉及523名省人大代表。这两个人大代表贿选案是地方政治过程中资本力量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公然挑战，直接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正如密尔所言：“当大多数选民对选举自己的政府缺乏足够的关心，或虽去投票，却不把选举权用于公共的理由，而是为金钱出卖选票，或者按照控制着自己的人或是出于私人原因希望谋求其好感的人的意思投票时，代议制度就没有多大的价值，并可能成为苛政或阴谋的单纯工具。”① 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架构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则是建设法治国家和发展民主政治的关键力量。各级人大是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政治改革的“晴雨表”，贿选案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需要深刻反思其发生原因和生成机制。　　目前对贿选案发生原因的分析，常见的是对民营企业家的指控。这类观点认为，贿选是民营企业家为了私人利益，以金钱腐蚀权力的一种行为。党政干部只是将人大代表视为政治荣誉性安排，除非履职以代表资格获得为先决条件，否则他们一般不会卷入选举丑闻之中。对当选人大代表最有强烈愿望的是企业老板，尤其是民营企业老板，因为这样可以低成本地接近权力，甚至享受政治权力的优待与眷顾。② 而企业家政治身份与企业经营绩效相关性的研究也可以为这样的观点提供支撑。有研究发现，在转型背景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能够通过影响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而影响民营企业的成长。③ 然而，即使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有助于企业经营，也不能推导出企业家阶层更有激励参与贿选的结论。事实上，辽宁和衡阳贿选案中贿选代表的结构特征显示，党政官员、国企领导与私营企业主是涉案比例最大的几个群体，它们都具有参与贿选的动机和行为。　　通过人大代表资料库以及相关新闻报道，本文对XX年选举产生的辽宁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衡阳市第十二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的信息作了梳理。根据表1的分类，在辽宁贿选案中，首要的涉案主体是私有或私有控股企业的老板，其次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而党政官员只占贿选代表总数的2%。在衡阳贿选案中，虽然私有或私有控股企业的老板是涉案比例最高的群体，但党政官员所占的比例也高达29%，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占7%，两个群体合计占36%。因此，对于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