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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政策视角下“老漂族”幸福指数研究 　　摘要：??前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随着人口不断流动、城市化进程加快，老漂族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通过对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四市381名老漂族深入调查，发现大部分老漂族生存状况堪忧。因此，政府应突出对供给侧服务支持，提供老漂族幸福指数。通过完善医疗供给、统一医保结算，增加娱乐设施供给、化解老漂族异地孤独情怀，创新养老模式，推动老漂族养老事业发展。　　关键词：老漂族；幸福指数；异地养老政策；供给侧服务；老龄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8-06　　一、引言　　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快速进展与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大城市生活、立业，他们的父辈留守空巢，养老面临两难的选择。老人们为了支持儿女事业、帮助子女照看孙辈，随子女来到大城市，因而城市中产生一个特殊的群体――“老漂族”。XX年我国户籍不在原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60岁及以上的流动老年人口数量接近1 800万。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两者合计达68%左右①。　　对于人口流动中的老人通常有“流动老人”“异地老人”“外埠老人”与“老漂族”几种称呼。一般政府会对“流动老人”进行数据统计，而北京等地政府文件称其为“外埠老人”，更多的学者则喜爱用“异地养老”来表述，“老漂族”则是一个形象的称呼。严格来说，狭义“老漂族”是指“流动老人”的核心构成部分，而广义的“老漂族”就是指全体“流动老人”。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老漂族”数量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增长型的社会新群体。这一现象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情况，在外来劳动力较多的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由于社会关注度低、获得帮助少，平均文化水平、收入水平、医疗水平等较低，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新环境，同时存在与子女教育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出入等家庭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大部分老漂族生存现状陷入尴尬、困难、复杂的境地，亟需社会关注帮扶。这一问题在西方没有先例可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而当前国内对老漂族异地养老领域问题的研究较少，学界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政府也没有专项帮扶政策，亟待引起学界和政府的更多关注。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老漂族问题不明显，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而中国老漂族问题远比西方国家严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中西方社会生活观念和生育政策不同，中国人家庭观念强烈，长辈帮助子女的意愿显著，青年人对长辈的依靠感明显，而西方则相反。二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给予年轻人更多的物质帮助。三是西方国家城乡差距较小，人口流动的意愿不强，而中国城乡二元差距明显。四是中国城市化与西方国家发展速度不一样，西方国家有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中国仅仅用了13年时间城市化率就由%跨越过了50%分水岭。五是资本积累和资源的补充方式不同，西方以资本主义掠夺为主，中国则靠自身积累。　　在中国老漂族问题属于社会转型时期新出现的问题，社会关注度低，相关信息多集中于报纸新闻和社会评论，理论上的研究相对较少。根据中国知网已有文献，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XX年，集中在XX年以后，以近两年为主。XX年，中国社科院唐钧首先提出“老漂”概念，随后各地陆续有学者加入研究，但仍未形成气候，政府至今未出台针对老漂族的专项政策。姚兆余、王鑫发现该群体大部分精神生活单调、很少参与社区活动、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曾教授认为，老漂族处于一个“边缘人”、被寄居的状态，老漂族生活质量显性影响是医保问题。张洪涛、席娟从增能视角出发，分析了老漂族在个体、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层面的“消权”现象，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杨芳、张佩琪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视角，在广州市对漂族老人调研后发现，由于户籍政策的限制，这些老人面临养老金领取认证难、医保报销难、社会融入难等问题。王伟进提出老漂族未来养老去处是个两难选择，提出老漂族的牺牲付出折射出我国家庭儿童福利的相对贫乏。　　幸福指数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是效用与欲望之比，即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目前，国际上较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即将问题分成不同程度，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处理，得出幸福指数。我国学者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幸福指数。邢占军指出幸福感是由人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它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苗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