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学政治活动与天津社会的互动.doc

近代大学政治活动与天津社会的互动 大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从西方高等 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应该首先在人才培养或科技服务等方 面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动力。然而，近代中国政治危机迭出不穷的 现实，促使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政治层面的互动，从 而令中国社会僭越了西方经验。在这一历史现象下，大学与城市 之间的关系呈现怎样的变化，这是中国城市社会现代化研究中亟 待解答的问题。天津是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抗战爆发 前已发展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而大学也与天津的现代化进程相 契而生。早在19世纪末，天津就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大 学——北洋大学，民国时期创建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亦分 别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的翘楚，因而天津对于这一 问题的研究具有难得的标本意义。 一、学生运动对天津市民的现代政治启蒙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看，大学不仅是现代城市的重要机构，而 且其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潜力和动力来促进城市社会的变化。特 别是在近代发生民族危机的国家，学生运动往往是民族主义运动 的“决定性前奏” [1],而激发学生行动的最重要因素一般是具 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事件或问题。譬如，近代中国大学生首次 作为一个群体发起政治行动的五四运动，其直接诱因是当时社会 极为关注的巴黎和会签约问题。天津坐落在首府附近，处于近代 中国政治的前沿地带，学生更容易受到邻近政治权力中心的影 响。因此，“五四”翌日的5月5日，天津各学校学生率先响应 和声援北京，以发通电、集会、游行、请愿等形式拉开了近代天 津学生运动的帷幕。在此后的声援五卅惨案、一二?九运动及反 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天津各校均发起 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在天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大学生扮演了组织和领导核心的 角色。如在五四运动时期结成的主要学生领导组织“天津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中，当时的两所大学一一北洋大学、南开大 学的学生分别担任了领导，其中北洋大学法律专业学生张鉴喧担 任了主席[2] (P110)o此后，随着天津高校数量的增加，天津本 土大学生已经可以独立策动大型学生运动了。1935年北平爆发 一二?九运动后，天津大学生立即响应，包括北洋大学、南开大 学、河北工业学院、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女师学院和河北第一师 范学校等高校共同领导了 “一二?一八”大游行，随后各校学生 又组织成立了 “天津学生联合会”，由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和法 商学院学生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统筹行动[2] (P225)o在1947 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天津的大学生已 经成为运动主力，完全主导了运动的全过程。由于近代中国城市 体处于缺位状态，因而学生的行动也起到了对城市政治力量的 唤起和整合作用。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下，原本与政治绝缘的市民 也逐渐成为政治的参与者，包括城市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 族工商业人士在内，天津各阶层均响应学生开展了罢工、罢市等, 城市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政治力量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对于大学生自身来说，参加学生运动也是与求学城市进行深 入接触的开始。走出封闭的大学校园，进入学校附近既熟悉又陌 生的城市社会，大学生们除了游行请愿带给社会的感召，也迫切 期望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亲自散播到居所附近的城市社会中，因而 互动性较强的讲演成为学生运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演说以口 头论政的崭新形态，取代文牍的上意下达，改变了都市空间。” (P20) 在西学东渐和日本知识界的影响下，清末知识分子一度将讲 演活动的出现作为现代都市的重要标准。如梁启超在19世纪末 提出：“报馆、学堂、演说是传播文明三利器”⑷(P90),三者 结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此后，学堂为新式学校所 取代，而大学生则成为讲演活动的最好执行者。一方面，在民族 危机的背景下，大学生将对民主和现代政治生活的诉求与爱国主 义、民族主义相结合，作为学生政治运动中的具有号召力的部分。 另一方面，大学生团体的行动和组织能力，把讲演活动带入了天 津社会的各个角落。譬如，五四期间北洋大学学生在校学生会领 导下成立了 44个讲演团，分别到津郊向工农商各界宣传爱国道 理。此举引起了天津各大媒体的关注，天津《益世报》就北洋大 学学生讲演团赴塘沽及郊区讲演作了专题报道:“昨据该校来函, 叙述一切情形云：北洋大学自罢课以来，于演讲一事竭力进行, 设普通演讲团30团，特别演讲团14团。其演讲地点遍布天津各 地，如杨柳青、北仓、南仓、塘沽及附近数十里以内，均有该校 演讲团之足迹。” [5]对于市民来说，大学生的讲演传递了社会 迫切希望了解的时事动态，因而天津各界民众均表示欢迎，有听 众说：“先生们讲的话真对，如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 忘才好。” [5]市民的热烈回应给学生以极大鼓舞。此后，南开大 学学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