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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摘 要:抗日战争期间,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
问题,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展开了一个以增加粮食为主的
垦荒运动,使劳动力更加显得不足。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对
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
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
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同时把国
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在对
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与反复,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
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
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国
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推行起来就顺利的多。通过研究表
明,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建国以
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 农业劳动力整合
本文探讨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如何整合农业劳动力资源
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已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著作有所涉猎,
但仅仅限于对边区劳动互助组织数字的罗列。在边区经济史研究中,
对劳动力的不足和分布不平衡、1937—1940 年劳动力重组的失败和
1942 年底西北局高干会议对边区劳动力重组的影响以及通过移民和
吸收难民解决边区劳动力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学术界尚无专文讨论。
笔者在前人对边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
案馆编的有关资料、抗战时期西北局研究室的调查资料以及延安《解
放日报》刊登的相关资料,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劳动力资源的整
合进行论述。
一、边区农业劳动力存在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就
是一个生产单位,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分散和分布的不均匀。主要表
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自
然条件较好,人口多,土地相对不足;一方面,没有经过土地革命,
土地占有的不均衡,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如绥德、米脂等
县。[1] 绥、米两县因土地不足和租不到土地的农民,为了谋生只得
外出打工或举家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2]
二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一方面,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口
稀少,有大量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经过了土地革命,农民有了自己
的土地,显得农业劳动力不足,大多数农民雇不到长工。[3] 这种情
况在经过土地革命的陇东、延属、关中分区的部分县乡都存在着。造
成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大生产运
动的开展,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即“由
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
之后,在这些地方,虽然有大量移来的新户,而劳动力仍然感觉不足。”
[4] 第二,人口流动过于频繁,即轻壮年人口外流(主要是参军)和
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流动(主要是参加当地新政权的行政工作),而
前者是主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所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许多青
年参加了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总后方,
边区曾经动员了 3 万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此外,还有许多人参加了
地方工作与各种抗日组织及工矿企业,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
[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政治中心,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
人口压力增大,粮食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劳动生产率和粮食亩产
量都十分低的情况下,增加粮食总量最主要的途径是开垦荒地,增加
耕地数量。如何把分散的、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总量,是中共及边区领导人急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解决办法主要对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
二、1937—1940 年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
(一)边区旧有的劳动组织
边区民间有句农谚是“犁怕二桨,锄怕五张”,意思是说两犋牛并耕
或是五个人一同锄地,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抗
战前,边区农民自发的形成了一些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扎工、唐
将班子、兑地、请牛会、锣鼓班子等,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们这
里主要介绍变工、扎工、唐将班子的组织形式。
变工。变工是陕北地区比较流行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关系较好的农
家或亲戚之间进行。一般有这样几种变法:一种是人工变人工;二是
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三是生产技术上的互助。变工形式多种多
样,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有讲情面的(如亲戚、友邻),也有讲好
条件要补工或折合工钱的。[6]
扎工。扎工是一种集体雇工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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