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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文化与翻译 朱耀先 ? ? “全球化”是近几年来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尽管目前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众说纷纭，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解构哲学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既是己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它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有全球化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而且此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此外，还有的全球化研究者认为，从时间上分析，全球化的上限可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中限应以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为界，下限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新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出现为标志。就语言学层面而言，全球化应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的诞生为标志。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态势，其覆盖面之广、渗透性之强、影响力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这种发展迅猛的态势已经给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它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藩篱，把世界各个角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国的经济技术联系更加密切、政治接触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增强。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个席卷世界的浪潮，已经波及到并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是指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当然，文化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信息化在文化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不过，在当前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问题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的神经，人们需要提防文化全球化中的陷阱，警惕两种趋势：一是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文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也即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张用西方文化统治全球，其实质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这样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丧失和缺席。文化的多元化首先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决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是由具体民族所创造的，体现着民族的生命本质和特点。离开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二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坚持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主张要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彻底否认文化全球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倾向很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的停滞，甚至倒退。民族文化如果止于“近亲繁殖”，必然走向衰微；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贫乏化和枯萎。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全球化决不是要削弱和消解各民族文化，更不是让一方现代文化称霸于世，而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沟通、融合、互补。文化全球化的目的是“让世界成为一座百花园”，使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万芳竞秀、彼此借鉴、繁荣昌盛。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地球村”、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其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彰显。人类自有文化就有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翻译与文化有着血肉联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渊流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也是印度文化伴随着佛教的输入，与中国儒学、道家学说的逐步结合；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也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大的变革；第四次翻译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大潮，也是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使我国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这次翻译高潮无论从规模上、范围上，还是从质量水平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三次。正是有了以上四次翻译高潮和外来文化的大输入，中华文化与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