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防范教案设计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docVIP

实用标准 精彩文档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 2011-08-19 15:16:45　　　 　　 　陶飞亚 　　[英文标题]A Textual Research for Assembled Missionaries Submitting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　　[中文摘要]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关 键 词]传教士/李提摩太/翁同龢/上疏　　[作者简介]陶飞亚，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哲学博士。（上海 200444）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进程中，民教冲突实际起了使危机提速的作用，1895年的四川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就是最初的信号。不过民教冲突对民教双方来讲往往是两败俱伤，得利者主要是利用传教士的血和生命勒索利权的列强政府。因此，尽管传教士与官方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但从利害原则来讲，清政府和传教士都是不愿意看到或卷入冲突而是希望防范和避免冲突的。但这一点尤其是传教士希望避免教案发生在我们研究中基本被忽略，实际上却是真实存在的。189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集体策划并实施的直接给皇帝上书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为我们了解传教士和清政府在应对教案危机上的所作所为及晚清政教关系走向提供了线索。　　传教士文献显示，传教士非常重视这次上疏。①中文著述中则仅有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从维新运动角度提到此事，但基本未涉传教士上书主旨。[1]顾长声在给李提摩太写的传记中则称李去北京是“政治投机”，是个人行为，对传教士集体上书清廷未置一词。[2]所以，本文拟缀合中西史料，查考此次上书的缘由以及传教士与清廷高层对教案原因及防范教案上认识的异同，探讨其对晚清政教关系转向的影响，以补清史研究之阙。　　一、起因　　传教士集体上书发生在公车上疏之后。相比后者的轰动效应，这次上书规模小，影响也小，但它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由外交官代表传教士与朝廷交涉的模式，是官教直接接触的起点。实际上传教士打算直接与清廷接触由来已久，因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传教以来，传教士一直面临着一种困境——尽管有列强政府、外交官以至炮舰的支持，但仍必须依赖清的各级政府在传教现场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从将近半个世纪的教案看，传教士和地方官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彼此抱怨不断。[3]在传教士们看来，地方官员对教案处理不力且有失公平，因此，传教士一直希望清朝中央政府能消除对基督教的疑忌、树立对基督教的正面认识，并使各级地方官员履行职责，保障传教士传教和中国平民信教的权利。　　早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有446名传教士参加的第一次在华基督教差会大会上，传教士们就指出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敌意是导致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并提到一些官吏也希望充分了解基督教及传教士传教的目的，因此有人提议直接向皇帝上书，“说明基督教差会的性质及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最后大会成立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等组成的七人委员会。李、林之外，另外五人是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请愿书，一是表示感谢——“感谢中国政府在过去给予我们的保护”；二是“把对基督教的诬蔑之词呈送官府，指出除非查禁谣传，否则会有严重后果”，“请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谣传，并让通国知道事情真相”；三是“说明我们所信仰和传播的是什么，说明我们所到之处都在教导忠诚、和平、慈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追求别的”。传教士希望这份文件直接提交给皇帝，并通过皇帝下令给各省督抚并县级官员，发布告示，以使文人学士能了解“基督教真理和仁慈的本质以及他们为中国民族最根本利益服务的倾向”。②用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解释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4]222这个委员会后来拟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但清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类似欧美的代议机构，没有接受民意表达的常规渠道，传教士直接给朝廷上书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1890年正好是教案低谷，[5]32因此传教士完成上书报告后，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但1891年在芜湖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新教传教士的骚乱。传教士们在各种报纸上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竭力为教会事业辩护，但仍然感到“我们正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