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访谈录：改革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doc

PAGE \* MERGEFORMAT1 二月河访谈录：改革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 　　2014年7月23日上午，河南南阳，我们如约造访二月河先生。穿过窄巷，走进了一所绿葱葱的爬山虎爬满红砖墙的安静院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朴素敦厚的村户之家。客厅的布局显得有些凌乱和随意，没有想象中的书墨香气，也没有壮观的藏书和字画，只有临窗卷边的旧墙纸上贴的一横排“福”字算是客厅的唯一装饰。简单寒暄后，我们围坐在旧茶几旁开始了访谈。 　　二月河先生说着一口质朴的南阳话，从创作“落霞”系列的契机谈到了“陨雨”系列的构思，从对中国梦的理解谈到了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从对反腐败问题的看法谈到了秘书工作的重要性，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位年近70岁的著名作家身上的朴实无华和浓郁的大家风范、家国情怀让我们深深感动 　　“我原计划并不是写康熙，而是写第二次鸦片战争” 　　记者：您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洋洋13卷530多万字，可谓鸿篇巨制、雄文华章，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请谈谈您最初创作的灵感和契机? 　　二月河：我原计划并不是写康熙，而是写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年一次，1856年又一次。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当时的国民认为这是一次偶然失败，并不认为是中国的国力有问题，或者说民族自尊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还认为我们是天朝，在外国跟前并不低人一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整个国民意志遭到很大摧残。 　　过去中学课本里有一篇《制台见洋人》，制台是个什么官?是总督一级的官员,倘若在现在，比省委书记还要高。吃饭的时候听说有人来见，他说，有人来见让他等着就行了，你们这么急着找我干什么。当听说来的是个洋人时又立刻说，你怎么不早说!赶紧整理衣冠，穿戴整齐出去迎接。 　　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效应。当时，哪怕是一个外国潦倒不堪的街头流浪汉，只要他蓝眼睛黄头发，来中国就会受到各级官员的尊敬。整个中国的形势就是官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员。大概是这么一个怪圈。整个中国的上层，从慈禧太后到各级官员，只要听见一个“洋”字就会色变。 　　我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中国上空进行的一次碰撞，碰撞之后，东方文明变成了无数碎片。这个系列我原定为“陨雨”系列，写作的计划很庞大，不仅有内政，还有外交、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但是机遇不是很巧。 　　“当时我脑子一热，就说我来写。写《康熙大帝》的契机起初就是打这儿来的。” 　　二月河：因为冯其庸老师推荐，我参加了1982年的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同时，自己写的文章也在《红楼梦学刊》发表。这次会议，分组讨论时大家说起来，康熙这个人对中华民族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表现他。当时我脑子一热，就说我来写。 　　写《康熙大帝》的契机起初就是打这儿来的。当时大家听听都一笑，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我回来后做得很认真，开始高密度地收集康熙的资料。弄古文对我来讲很轻松，我可以像读报纸一样读明清古文。研究康熙的资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1984年，冯其庸先生特意到南阳来看我。他见了我就问，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的稿子，你在做什么?我就和冯先生说，我现在正在十字路口，有三个十七万字，有十七万字的“扫红集”，就是把我自己的读书笔记、人生感受写了十七万字的随笔杂谈，还有十七万字的红学论文，还有十七万字的《康熙大帝》(前十章)。冯先生说，你这个红学论文我已经领教了，知道你的水平，我想你的“扫红集”也不会超过邓拓、吴晗、廖沫沙，你把你的《康熙大帝》拿来我看看。我就连夜抄了十章，他在那里看了几天。他看完后跟我讲，你什么也不要做了，这就是你的事业，这就是你的前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专心创作。1986年6月份，这个书就出来了，当中的艰辛过程我就不细说了。 　　“我们文明当中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我们的文明虽然曾经被打败，但是还有记忆功能，能够恢复。” 　　二月河：因为第一部书印刷是七万多册，郑州台一广播，读者强烈要求继续写下去。这一写就停不下来了，一年一本。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40岁了，比不了年轻时，尤其是白天还要工作，耗费精力太大。到还有十万字就把《乾隆皇帝》写完时，我中风了。我想这是上苍告诫我，不能野心太大，该收的时候就收了。我暗自说请允许我把这十万字写出来。于是就一边在医院打吊针，一边写作，总算没有留下遗憾。 　　我曾经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怎么去安排“陨雨”系列，想得双目炯炯、激动万分，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做这件事情了。“落霞”是500多万字，如果真把“陨雨”拿下来，应该是1000多万字。我甚至在《羊城晚报》上写过《爝火五羊城》，七万多字的一个中篇，其实就是“陨雨”系列的序。我觉得我们文明当中有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