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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需求侧民生型政策 09-05 01:25 经济参考报 中性 　　在政策层面，需要通过加快城乡和地区间人口、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来提高居民的收入；用农村各类土地产权和市场体制的改革，使农村土地有资产和财富效应，使他们获得财产性和其他外溢的收入；通过工程和技术调水，将胡焕庸线西移，扩大发展的空间，配合以更大力度的产权改革，使迁移的农业人口和农民工人口，包括需要转产转移的城镇职工等获得稳定的就业和理想的收入。 　　中国国民经济从2007年GDP增长率最高的14.2%降低到2016年以来的6.7%左右，对这长达10年的下行，我们不仅应该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给出一个基本靠谱的解释，还要积极探索，大胆提出一套对应之策，为国民经济走出增速下行局面，实现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尽一分力量。 　　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 　　首先，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国这次从2008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结构老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能力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资本替代劳动而解决，实际上人口收缩影响经济增长的是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萎缩，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且人口增长长期下行和收缩，发生的是不断相对收缩的消费需求，要求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进行出清，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进行平衡，也就是不断的过剩可能常态化。比如当人口增长上行时，从年增量看，2007年比2006年增加了757万劳动年龄人口，当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7572元，国民经济总消费为100048亿元，每一劳动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3282元。若假定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为5%，则2007年新增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005亿元，新增消费为总消费规模的近1%；而2015年劳动力人口减少487万，当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97元，国民经济总消费为266635亿元，每一劳动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34426元。减去的劳动力人口假定有5%的失业率，当年损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594亿元，占当年总消费额的0.6%。可以看出，居民消费需求增量在上行与下行时，相差了将近1.6个百分点。而且中国在1985—200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0.4%。也就是说，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处于扩张阶段；而当经济主力人口负增长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将处于收缩阶段。 　　其次，一个国家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转型时，人口较为自由的流动和迁移，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而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城市中对新进入人口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歧视，农村土地产权复杂和市场被管制，农民得不到财产性收益和城市中房价太高，实际上人口城市化形成了“青出老回、在城漂泊”的不能市民化的现象，户籍城市化水平2016年只有41.2%，与同样发展水平的真正市民化了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滞后和扭曲了33.8个百分点。人口流动管制造成的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形成了巨额的消费塌陷，2016年这三个群体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5382元、17702元和10138元，按照人口迁移受阻应该为城市市民而还在农村的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26665亿元，由于户籍管制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常住居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7150亿元，两项共计消费需求损失43815亿元，占当年全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8.52%。而且，市民化城市化受阻时间越长，积累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越多，消费需求能力塌陷的规模就越大。 　　房地产过度发展造成行业收益扭曲 　　我们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上流动机制，资本和技术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强，但资本技术所有者收入增加的投资边际率是高的，而边际消费率较低；低收入者收入增加的投资边际率相对较低，边际消费率较高，但是收入增长的幅度相对较慢，收入水平不高，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的比较多，但消费品购买消费不掉。因此，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极易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中国特殊的土地和住宅等体制，由于对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的管制，城市用地从农村低价转移，而城市土地的市场又是行政寡头垄断、饥饿供地、央行放出货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等方面互动，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财富和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消费能力的不足，传导了生产过剩，不仅传导了消费品生产的过剩，也造成了居住性住宅供给的严重过剩。而且，房地产投资的高利润与实体经济的低微利润，形成了强烈的比较收益调节效应，使更多的资源从制造业等领域退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因此，房地产造成的财富不均、收入差距和产业间比较收益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