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法律现代化第一步的泰斗.ppt

旧中国传统政治中，司法权是附属于行政权的，不过有专任人员掌握其事，各级行政官吏兼办司法案件。沈家本主持的清末司法改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编纂法典，二是设立改进法院及监所。 后项工作即将清朝之刑部改为法部，将大理司改为大理院。 1906年，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改刑部为法部，负责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负责审判。 沈家本就任大理院正卿后，就着手厘定审判权限，奏请建立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后改为初级审判厅）四级审判机构，实行四级三审制。 不久，沈家本等又拟订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法院组织法：《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该法案规定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城内外地方审判厅、京师分区城谳局归大理院直辖。 1906年，法部制定《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清廷交宪政编查馆核议后，颁布施行。该章程是晚清唯一正式颁行的带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共5章120条，列有审级、管辖、回避、厅票、预审、公判、判决之执行、协助、起诉、证人鉴定人、管收、保释、讼费等内容。 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使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有了改良；而他主持制定的民法和商法草案，虽未得到实施，担也给中华法系以强烈震动，中华法系以此为标志终结，近代中国法制历史从此掀开第一页。 对于发生在约一百年前清王朝的司法制度改革，历史似乎已经淡忘。然而，如果今天的法律人静下心来探究思考这段特殊时期的革新运动，就会得出一些历久弥新的结论与规律。 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法的现代化》中对中国法律及司法机构的由传统向现代化的嬗变过程进行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1901—1911年间的法律制度变革尽管虽“从来没有完全的获得实质性的发展”，但“改变了旧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提高了人们关于政府将逐渐民主化的期望”。 著名法律史专家张晋藩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也认为，以清末修律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所激发的不仅是制度层面的的变化，而且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围绕着救亡图存、恢复主权的历史主线，发生了极大的号召力，振奋着人们的改革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元素和新法律素质的提高”。 法理学教授公丕祥在其《法理学》一书中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化进程中，晚清司法改革运动是法制发展的重要的分水岭。 主持修订法律伊始，沈家本就积极为将来法律的施行做准备。他深知清朝统治者历来认为法律无足轻重，绝大部分官吏对法律一无所知，因此，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以造就新型法律人才。 1906年，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的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 以往，中国虽有聚徒讲授律学的传统，甚至以律学传家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却没有法学。京师法律学堂的开办，堪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创举。 创办法律学堂不仅是配合新法创制和施行的必要措施，更成为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良好开端。 法学泰斗沈家本是媒介中西法律文化的冰人，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制的掘墓人，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奠基者，其历史业绩和历史地位是显著的。 沈家本晚年在北京枕碧楼故居与家人合影的照片 《沈寄簃先生遗书》书名，是清末沈家本著。辛亥革命后刊行，分甲、乙两编。 法学匡时为国重? 高名垂后以书传 ZWM根据互联网资料编制 2010.12 点击鼠标翻页 按照W.弗里德曼的观点，构成现代法制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个人权利观念、法治观念、自由观念（契约自由、财产自由、经营自由等）、平等观念、民有政府观念等。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 虽然西方各国的法律不尽相同，但是这些现代化法律的基本价值在它们的法律中均有体现。因此，毫无疑问，在近代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成为世界范围内所能依循的法律现代化的典范。 美国宪法 拿破仑民法典 经济学家海根(Hagen)认为：“假如一个社会的行为方式代代相因，很少改变，那么这就是一传统性的社会……行为受习俗而非法律的支配，社会结构是有层阶性的，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通常是传袭的，而非获得的。” 最早通过日本将西方法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黄遵宪。矢志改革又思想敏锐的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多方收集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料，并撰写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中，卷二十七到卷三十一是《刑法志》。在《刑法志》中，黄遵宪将日本明治13年（1880年）颁行的《治罪法》（480条）和《刑法》（430条）全部翻译为中文，并对不易理解的条款加上自己的注解。这是中国人了解近代法学的第一读本。 20世纪初，晚清法律被迫西化的过程，也就是向现代化法律转变的开始。封建末世大规模的法律改革，终于使中国法律挣出传统的藩篱。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以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为蓝本，引入资产阶级法律的原则原理，使中国传统法律在西化的过程中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