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和文化自觉--姚远.docxVIP

城市化和文化自觉 2009年06月04日 14:58　来源：中华读书报　 HYPERLINK /comments/comments.php?newsid=1720585 发表评论　　【字体： HYPERLINK javascript:fontZoomB(); \t _self ↑大? HYPERLINK javascript:fontZoomA(); \t _self ↓小】 南京承恩寺历史街区的最后景象（2004年8月，姚远摄） HYPERLINK /photo/index.shtml 【点击查看其它图片】 　　城市化和文化自觉 　　-姚远 　　利玛窦的惊叹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2月6日，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南京，寄寓于三山街承恩寺。他在《中国札记》中，记载了他见到的南京：“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的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这些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 　　时过境迁，利玛窦所见的南北两京，在20世纪的历史变迁中渐渐失去了往昔的面貌。而在利玛窦的故乡——威尼斯、那不勒斯、佛洛伦萨等意大利古城却因完好保存，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左翼政党主导的地方议会几十年来坚定而巧妙的与房地产商进行了斗争，使这座拥有三道城墙和主教堂、市政厅、钟塔的欧洲名城得以整体保护。 　　可见，在意大利，城市化也曾带来过深刻的社会、文化冲突。在西方，在城市化——这一被大卫·哈维称之“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创造的人造环境”的进程中，“城市和街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斗争和冲突”(曼纽尔·卡斯特尔语)。因此，城市保护议题正是传统遭遇现代的产物。 　　对于中国，传统遭遇的却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冲击。在现代是否等同于西化的世纪争论中，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所谓“拆旧建新”，“千城一面”，城市空间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背后却是文化自觉的苍白。 　　利玛窦礼赞的中国城市，它的传统不应在城市化中被漠视。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传统中，有明北京依据《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成为传统营国礼制的典范。而明南京城则根据地形设计的不规则城池，体现了《管子》所谓“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思想。 　　城市传统也表现在微观的尺度和形态。在平面尺度上，如元大都城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向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析津志》)，而四合院“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元史·世祖本纪》)；在空间形态上，“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明史·舆服志》)。得益于此，中国的古代城市以其固有的尺度、肌理和韵律，在宏观的秩序和微观的多样性中实现了平衡。 　　今天，透过《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盛世滋生图》、《康熙南巡图》等“图会”和《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客座赘语》、《扬州画舫录》等笔记，我们仍可窥见盛时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华美景象。实际上，传统社会的“有限国家”既无心也无力去彻底改变一座城市悠远的传统风貌，因此，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城市的文化自觉尚不成为一个问题。 　　喜仁龙和朱偰的忧虑 　　中国传统城市景观的剧变来自现代化的冲击。现代的政府、大学、银行等等工业文明的产物涌入中国都市，成为改变城市传统面貌的主要力量。为解决首都的交通问题，北洋政府于1914年起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拆除部分城墙和瓮城用于修建环城铁路，打通封闭的皇城，拆除位于天安门两侧的千步廊。 　　这些变迁却让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en)深感忧虑。“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高耸于这些古墙之上，象一个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坏了整幅画面的和谐，蔑视着城墙的庇护。”这是他在1924年出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写下的话，他追问：“有多少有前廊和巨大花园(里面设置着充满奇趣的假山和亭阁)的古老住宅被夷为平地，而让位为半新式的三、四层的砖造建筑？有多少古老的街道被展宽，多少皇城周围华丽的粉红色的宫墙为了铺设电车轨道而被拆毁？” 　　1936年，时年29岁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偰则在《金陵古迹图考》中疾呼：“自今而后，实已入于一新的阶段，新式之建筑，近代之工业，已随所谓‘西化’而俱来；重以街道改筑，地名改名，房屋改建，今日之南京，实已失其本来之面目，而全然趋于欧化矣。试登清凉山，北望新住宅区，或登北极阁，南望城中，则见洋楼栉比，红屋相映，有不骇然而惊于变化之速者乎！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而古迹之沦亡，文物之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