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Ξ.PDFVIP

1998 年第 1 期 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 : 1985 —1994 　刘小玄　　　　　郑京海 (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系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 , 国有企业从改革前的短缺经济的卖方垄断地位演变为买 方充分选择卖方的市场竞争性地位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市场化的发展会使配置效率提高 , 同 样也会对企业产生竞争压力 ,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 。Groves , Hay 和 Gor don 等人对中国国有 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 , 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他们认为 ,效率增 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 、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本文试图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对效 率来源的解释 ,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改革对企业效率的推动作用究竟由哪些因素所体现 和承担 。 一 、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 1 留利 国有企业在改革以来 ,经历了一个不断的调整与国家的收益分配关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中 ,企业真正追求的只是留利或剩余最大化 ,而不是利润 。留利往往是在上交基数利润确定后 的变量 ,无论是按递增基数承包 ,还是按一般承包基数上交 ,都是先确定上交额 ,留利则成为变 量 ,上交额则是相对不变的基数或常数 。这个上缴基数是政府部门根据企业过去几年利润的 平均数为基础 ,经过与企业讨价还价后酌量增减或加上一定的增长率而决定的。一般来说增 减幅度变化不大 ,基本上是围绕前几年的实际利润平均数来确定 。这是国有企业留利机制的 一个重要特点 。 在这种留利机制的作用下 ,效益好的企业由于过去几年内利润较高 ,因而确定的上缴基数 也较高 ,其边际利润增长和相应的产出增长要达到某个较高的水平才能有留利 。也就是说 ,如 果我们用公式“留利/ 总利润”来表示留利率 ,当利润基数较大时 , 留利率往往较低 。效益较差 的企业的利润基数通常小于效益好的企业 ,因而在同样的留利水平上其留利率往往较高 。这 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用上述留利率作为变量来测定其对产出效率的作用时总是得到负的 效果 。Grove 等的文章中称这一负效果为“谜”,但实际上只要了解留利机制就可容易地解这 个谜 。因此 ,我们不用上述留利率 ,而直接用留利作为产出效率的决定因素 。这样就直接考虑 本文系董辅秖和唐宗主持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效率”研究项 目的专题报告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 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上述课题组的抽样调查 。1990 年该课题组通过国家统计局对 1000 家国有企业进行了调查 ,取得有效样本 769 家企业从 1980 年至 1989 年的数据 。1995 年该课题组继续对上述 769 家国有企业进行了追踪调查 ,样本时期从 1990 年至 1994 年 。该数据库包括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 ,财务指标以及收益分配等数据 ,还包括了反映企业行为 、制度特征 、改革 变化等有关政策的变量 。因此 ,分析所用的企业样本基本上与 Hay 和 Grove 所用的样本一致 ,不同的是增加了后面五年的 追踪调查的数据 。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作了一些删节 。 37 改革增量的效应 ,而在一定程度上把原先的绩效差异加以忽略 ,使其成为改革的某种既定出发 点 。 留利对产出效率增长的决定作用表现为 ,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 ,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 长 。当然 ,反过来也可以说 , 由于产出增加才可能导致留利的增加 ,这种因果关系是相互循环 的。这种必然的循环决定表明 ,在上缴利润既定的条件下 ,较多的产出当然可以导致较多的留 利 ,但这并不等于说 ,留利不是产出效率的决定因素 。因为企业如果没有留利权 ,这种由边际 留利增长刺激下所产生的产出增量恐怕就根本不存在 。所以,重要的是留利权 ,在既定的留利 机制下 ,把留利理解为一种产权 ,一种激励机制 ,才能真正理解其对效率的决定作用 。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 ,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