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记：史与诗的融合之境和慎守之界(吴先宁).pptxVIP

　演讲人：吴先宁　简介：　吴先宁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团结》杂志主编，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化文学研究等。　引言：　如果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照亮人类情感和心灵的夜空的灯火，那么优秀的文学传记作品就是这一夜空里的火炬。因为它与国民的真实历史和现实贴得更近，它的人物生命与国民的精神气脉更相通，对读者的感动启发也就更直接、更深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学传记创作和理论研究都有很大发展，成果很多，但也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谨拈出若干进行一些讨论，求教于方家和读者。　阅读提示：　■所谓的“诗意”或艺术的真实，是作者以特定的史料和具体的史实为基础传达出来的，诗中见史，诗借史出。　■时代思潮达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必要通过个体的性格、情感、际遇等等的因素起作用，由此而造成同一时代之中，千变万化的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独特性，命运的独特性。这些因素，就是时代潮流与个人行为之间的中介。　■在文学传记中，史与诗需要融合无间，也要慎守各自的分界。　史与诗的分界的把握，只能依靠传记作家敏锐而微妙的分寸感。　传记、文学传记和传记文学　谈起文学传记，不能不提到相关的其他几个概念，如传记、传记文学等。什么叫“传记”？“传记”后面再加“文学”二字成为“传记文学”，它和“传记”有什么不同？再把“传记文学”四个字颠倒一下，成为“文学传记”，它们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吗？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正名对孔子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对于创作、研究、评论传记的人来说，传记、传记文学和文学传记，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作品类型的“名”，各有什么性质和特征，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讨论起来会有许多麻烦。而现在有关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初始问题上相当模糊甚而混乱，有必要首先加以清理。　“传记”一词《辞源》不收，看来是一个现代才有的词。但它与纪传体有直接渊源大概是不容怀疑的。纪传体本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个重要体裁，主要包括帝王的“本纪”和各色人等的“列传”。本纪的性质是以帝王为首的国家大事编年，籍以提纲挈领地记录一个朝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概要与全貌。列传则包罗甚广，不仅记述王子、后妃、宦官、外戚、著名臣工，而且包括忠义、孝友、儒林甚至游侠等等，原意是反映特定时代各阶层、各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使读史者由这些人物窥见社会的全体。可见，纪传体写人的目的是“借人观事，借传述史”(汪荣祖《史学九章》)。如果我们承认传记是直接从“纪传体”而来，那么是否可以说，传记的任务是写人，传记的性质就是“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对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历史的真实”。像梁启超，他的《新史学》(190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就都把传记列入史学之中，并提出传记的要求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就是要求真实地记录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那么，在后面加上“文学”二字以后，“传记文学”的属性也还是与“传记”一样，属于史学的范畴吗？胡适说：“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张居正大传》等著名传记作品的作者朱东润也说：“平心而论，传叙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实为不甚发达之部门。”他们对中国传记(叙)文学的评价是否中肯可以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把“传记文学”这枝花从史学的领地搬移出来，栽进了“文学”的花苑里。但是，把“传记文学”纳入“文学”的范畴便合适吗？文学的特征是虚构和想象，它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这跟史学“历史的真实”大异其趣。把传记文学划归“文学”范畴，那么它“历史真实”的基本要求还要不要？如果勉强要了，那“艺术真实”的文学领域如何安放？　所以现在有许多研究者主张，“传记文学”并非属于文学范畴，也不属于史学范畴，它是一个独立的文类，是史学和文学交叉之后产生的一个新领域，其作品兼具“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两种性质，叫做“传记真实”。我觉得这一说法具有很大的理论拓展空间和实践的解释力，值得在研究中推进。循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主张，“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真实。在此，历史真实是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艺术真实便没有意义，成了“戏说”；另一方面，光有历史真实，没有进一步的艺术真实的追求，“传记文学”就只剩下“传记”，“文学”两字就要被删掉。　从这一点出发，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传记文学”可以包括诸多不同样式的作品，大致是：历史小说(剧)、咏史诗(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自传体小说、报告文学(以当代人物和事件为中心)、文学传记等种类。由此可见，“传记文学”指的是一个大类，“文学传记”则是其中的一个作品类型。而且，还可以按照从“艺术真实”到“历史真实”为两端的传记文学的“光谱”，把诸类作品定定位。如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