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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古代法律的起源，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结合，具有明显的宗法伦理性质。中国早期法律兼有国法和宗法的双重性质，既适用于各支宗族内部，又适用于整个国家。 古代法律的起源，主要是以“刑始于兵”和“礼源于祭祀”的形式完成的。古代法制由礼与刑两部分组成，始终贯穿礼刑并用的原则。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在早期便具有“礼治”、“德治”和“人治”的色彩。 古代法律的起源，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古代社会刑事、行政立法等公法体系非常发达，而作为司法的民事立法却相对之后。 奴隶制五刑 墨、劓、剕（刖、膑）、宫、大辟 + 鞭扑、流刑、徒刑、赎刑等。 3．天罚与神判 夏商两朝是神权政治盛行的时代，其神权法具有较为原始的天人合一的色彩。表现在司法上，便是将宗教意识与审判制度相结合，具有浓厚的“天罚”与“神判”色彩，这是夏商诉讼制度的显著特征。 伪托神意断罪，取得更为威慑的力量。夏商以后，虽然随着神权的下移，司法审判中重人事的现实主义倾向不断加强，但天罚思想和神判制度，至春秋后仍长期残留于历代诉讼文化之中。 监狱 夏：圜土、夏台或钧台。 商：圜土、jiu里、囹圄。 4．西周立法指导思想 “明德慎罚” 夏商时期专任刑罚——注重德礼教化、慎用刑罚以及因时、因地制宜制定和适用刑事政策 5.《吕刑》（又叫《甫刑》） 6.九刑 一是指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二是指西周的刑罚 墨、劓、剕（刖、膑）、宫、大辟 + 鞭、扑、流、赎 7．周公制礼 （1）所谓“礼”，是指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 （2）通过周公制礼，礼已成为指导国家运行的大法，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 （3）虽然至春秋战国，周礼逐渐丧失了其规范社会的作用，但西周礼制的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传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8.礼与刑的关系 （1）古代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 作为抽精的礼寓于具体的礼仪形式之中；具体的礼仪形式则以抽精原则为指导。 （2）西周礼制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在这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 （3）西周礼仪“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4）“礼”与“刑”的关系几乎贯穿中国古代法制史之始终。西周时期二者关系更为密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奴隶制法制的完整体系。其中，礼是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侧重于积极的预防，强调道德教化；刑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侧重于事后的处罚，强调惩罚镇压。“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5）礼与刑的适用原则不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一，“礼不下庶人”本意指不同的关系用不同的礼调整，不同等级的人适用不同的礼，不能僭越。但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对庶人更是如此。 二．“刑不上大夫”，首先是指制定的刑罚的目的主要不是针对贵族，而是防范和制裁庶人。其次，不同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大夫贵族在刑罚适用上享有特权。 9.宗法制度 概念：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组织和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式。宗法制度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发展而来，经夏商两代至西周达到完备。 三个基本原则： 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 各级诸侯、卿大夫、士既是一种家族组织，又各自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最高宗子周天子负责。 实质在于保证夺得政权的家族对全社会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统治。构成了西周时期的基本政治模式，成为确立等级秩序、维护宗主贵族统治的工具。 10．刑事立法 （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三赦”——幼弱、老耄、蠢愚。 （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非青、青；惟终、非终。“三宥”之法——过失、弗知、遗忘。 （3）罪疑从轻、罪疑从赦：明德慎罚思想在定罪量刑上的体现。 （4）宽严适中：适用刑罚时不可畸轻畸重。 （5）因地、因时制宜：“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6）上下比罪：类推适用。 （7）同罪异罚：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刑法原则。关于八辟之法的规定，公开赋予特定身份者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后世“八议”制度源于此。 （8）主要罪名：渎职犯罪“五过”——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11.民事立法 （1）契约： 专职管理契约的官员——司约；具体的市场管理人员——质人； 商品买卖契约——质剂；借贷契约——傅别。 （2）婚姻 一夫一妻制——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