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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产生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整理国故”的浪潮 1919年底，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首次提出了“整理国故”观念，强调：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而之所以要整理国故，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神州不振，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希望通过整理国故来“救亡图存”，就像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提到的：“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 西方汉学的刺激，西方学者如伯希和等在中国进行考察探究，使中国学者深感自愧，蔡元培先生所说：吾人徒自愧，无补也。无已，则亟谋所以自尽其责任之道而已 “罗王之学”的兴起于发展 以罗振玉与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在甲骨文、金文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出版，甲骨文从古董转变成可资研究的资料，此后一批著录书出版，大批甲骨文资料得以公布。最基础的文字考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甲骨文开始被用于商史的研究。这促使学界去进一步发掘。 试图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 西方学者陆续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亚等说法，要对这些说法进行反驳，仅仅靠用传世文献佐证是不够的，需要考古学证据的支持。就像何炳松先生所说，“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之问题，吾人既无考古学上之发见为推理之根据，则无论何种学说均属可能；而同时亦无论何种学说均属臆测。盖不从实质入手，徒从文字功夫，所谓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也，虽立论极其动人，亦于史学奚裨乎。”“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而吾人亦唯有自安愚鲁之一法。盖中华民族之起源问题本属未有文字以前之历史上问题；而中国未有文字以前之过去情形，则至今尚未经考古学家之探究者也。” 外国学者的在中国的探险和文化掠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近代考古学进入到它的“成熟期”，开始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文明。清政府与列强的不平等地位又使得西方人的探险活动成为可能。斯坦因、伯希和将在高昌、敦煌等进行考察，将敦煌藏经洞中众多价值极高的文书、壁画等运回本国；瑞典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西部地区多次考察，收集大量了佉卢文和汉文书籍。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东北、蒙古等地进行考察；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周口店遗址、仰韶遗址，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这些学者探险和文化掠夺是中国损失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但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遗址的发掘，促进了考古学产生 “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成立、工作及其贡献述评 1927年筹建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研院。傅斯年凭着敏锐的嗅觉及与蔡元培的良好关系，说服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内设置史语所。1928年3月底开始筹备，聘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员；1928年7月筹备完成，正式成立。正式成立时为史料学、汉语、文籍校订、民族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敦煌材料等八组。 1929年5月迁往北平后，并成历史、语言、考古三组。1934年增设人类学组。 史语所成立的原因，就像傅斯年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中所说：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主要工作与贡献 1928-1937在安阳殷墟的15次发掘。 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的发掘。 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河南汲县山彪镇和琉璃阁的东周墓地。 河南永城的造律台遗址。 云南苍洱地区古遗址、四川彭山崖墓、成都前蜀王建墓。 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的考古调查。 编辑《安阳发掘报告》1-4、《中国考古学报》4册、《城子崖》发掘报告 评价： 史语所的考古学家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模式得以成熟和确立：从书斋走向田野,突破金石学的范围,开辟新领域,引入新方法。开辟了中国考古的史语所传统。 （1）史语所开创了国家学术与集众研究的新模式。靠团体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 （2）其认为考古学的学科定位是历史学，与欧美将其定位主要为人类学大不相同。“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 （3）体现了考古“科学主义”的原则，语所的考古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推崇科学思想,强调科学方法，就像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4）体现了考古中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其考古探索研究有力的反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夺回汉学研究的中心；中华文明的独立性 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 旧石器时代： 直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