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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历史――“图像证史”与史学研究 　　摘 要：在历史学研究中，图像资料的广泛应用和图像叙事的转向，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围，扩大了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极大冲击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在当下面临许多新挑战，“图像史学”可能是应对这类挑战的另一条新出路。 　　关键词：图像；图像证史；史学研究 　　1 图像与“图像证史” 　　图像文本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史料形式，与人类文明的存在如影随行。原始人居住的洞穴中就有不少岩画，用来描绘古人的生产生活，寄予他们对未知的想象和未来的憧憬。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也一直有很多记录生活、传导信息的图像留存。19世纪中期以后，摄影技术的出现，照片逐渐取代了绘画的作用，或可以说为图像文本增加了新的形式，即影像文本。影像不用翻译就可以通行于世界，在文化传播中有其不可替代性。有关影像的著作不断涌现，影像资料越来越受人关注。在“影像史学”呼之欲出的当下，与此相关的理论探讨却有些滞后。这一方面最有影响的专著是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影像证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将影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他说，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种可能存在的陷阱。”[1]（P3）彼得?伯克不仅为图像能够作为史料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指出影像文本作为叙事文本的另一种形式在历史研究中相比传统的文字资料，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在现存的中国图像文献中，除了传统的以事件、人物、山水等为主题的图画之外，更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形式的图画，如舆图、纪事图、记实图等。宋元以来，学人编有不少“图录”。尤其清代处于从古代社会步入近代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逐渐密切，因此，朝廷上下，四海内外，以图记事、纪史者甚多。图像内容极为丰富，从社会到自然，从朝廷到边塞，小至一砖一木，大至天下要事，无所不绘。这就扩大了图画作为历史资料的范围。19世纪中叶照相技术出现后，又留下不少关于事件、人物和事物的照片，这些都可统称为“图像”或者“影像”。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提出“Historiophoty”一词，即“影像史学”的概念。怀特认为，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2]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周梁楷教授首次将“Historiophoty”译为“影视史学”。[3]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于1996年发表 《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把影视传达的历史意念介绍到国内史学界，认为“目下西方学界流行的影视史学，正是大众史学在当代的一种最新表现。它们在史学的发展史上，不管是彼此对立还是互相渗透，就实现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功能而言，则都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其实，它们应当是并行不悖且应相互取长补短的。”[4]当现代视听媒体大量呈现在大众面前， 影像实际上就已经提供了另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影、电视等作为新的书写媒体在历史、艺术等领域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图像文化”在现代或后现代语境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影视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渗入电视、电影甚至自媒体。近年来，随着史学的“社会史转向”，以“图像证史”在史学界渐成风气，史料的来源借此扩大，也传承我国自古就有的“左图右史”图史互证的传统。 　　2 图像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图像资料在历史研究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其对传统史料的冲击，大大拓展了史料范围，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和缺陷。 　　中国史书叙事记人，均以文字记载，文字史料一直是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权威和传统文献。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官方的档案文献、文字史料才是最可信的史料，凭藉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信史。20 世纪前后，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技术的问世，历史文献的传播媒介已经不仅限于文字、平面的记载方式， 影像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尤其在近现代史领域，丰富的影像资料直接为书写史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影像注脚’。”[5]随着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叙事方式和诠释方法的转变促使图像资料列入史料的范畴。这类资料因其直观、传神的视觉效果，是其他文学叙述和口头叙述解读历史的形式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者可以凭藉这些材料，丰富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总体了解与认识，有效弥补文献史料不足的现状。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比文字资料更准确、更生动的信息。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图谱略》中就曾指出：“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这说明我国重视图像资料的传统由来已久，图像不仅可以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弥补文字难以传递的信息，甚至可以和文字相互印证。作为最直观的历史文献，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