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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历史嬗变与经验启示
? 2011-09-06 11:09:14
阎德民
摘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艰辛的实践和探索。这一实践和探索大体上经历了从以领导干部为对象到以权力为核心、从主要依靠运动到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从以惩戒震慑为主到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等三个重大历史性转变,积累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防治腐败;权力制约监督;历史嬗变;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阎德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建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首席研究员,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党建与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反对腐败的治本之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艰辛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探索与实践的不断深化,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内涵、方式和机制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不仅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也积累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一、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历史嬗变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探索和实践进入了一个重要转型期。随着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党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理念、方式和模式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一)从以领导干部为对象到以权力为核心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制约和监督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而不是针对权力运行的。从1950年的整风运动,到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运动,当时制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措施都是针对领导干部个人或其群体的,几乎没有直接针对权力运行的。考察这种做法的来源,应当说是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做法因袭而来的。 民主革命时期,党还未在全国执政。但是不在全国执政并不意味着党及其领导干部没有被权力腐蚀的危险,并不意味着党及其领导干部不面临执政的考验。 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具有很强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只要掌握有权力,就存在腐败的可能。权力如果失去制约和监督,就必然导致腐败。在局部区域执政情况下,尽管可供支配和行使的权力不如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范围那么广、力度那么大,但是毕竟掌握有一定的权力。所以,即便是在局部区域执政的情况下,同样存在着被权力腐蚀的危险,同样面临着如何制约和监督权力这一历史性课题。 为了防止权力腐败,防止因此而导致来之不易的局部执政权的丧失,党在局部区域执政伊始就高度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对此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应当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种实践和探索,是党在制约和监督权力方面的实践和探索的先声。说其是先声,主要是指它是党制约和监督权力整个实践与探索的初始阶段,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还存在着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局限性,就是把制约和监督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领导干部身上,而不是把权力作为制约和监督的重点和着力点。 大量事实反复证明,预防和治理腐败,核心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腐败在本质上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对预防和治理腐败固然重要,但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更带有根本性。领导干部只是权力运作行为的主体,是权力的人格化,而并非权力本身。只有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变异和被滥用。 由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制约和监督实践与探索是在局部区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尚处于这一实践与探索的初始阶段,因而对其客观规律需要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把行使权力的领导干部作为制约和监督的客体或对象,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权力本身的制约和监督。对制约和监督的客体与对象界定不准或者错位,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党已由在局部区域执政的党转变为在全国执政的党,但是因其对制约和监督的规律性认识仍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因此以领导干部为制约和监督为重点的做法得到继续沿用,并对党执政以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实践和探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党的“八大”及此后的一个时期内,党在实践和探索中曾明确提出要对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加以限制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的提出,使党在思想认识上几近跳出了民主革命时期的窠臼,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发生的新转变,把制约和监督的重点由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身上转移到权力本身上来。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一进程随后被愈演愈烈的“左”倾错误所打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实践和探索得以在正确轨道上继续向前推进,直至最终实现从主要制约和监督领导干部到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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