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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营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与绩效
——对温州的个案研究
陈国权 麻晓莉
提要:温州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所形成的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制度创新轨迹,是地方政府理性无为与求实创新相结合的结果。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生产了显著的制度绩效。地方政府政治域的规则设定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相互作用,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耦合和关联,从而使得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
关键词:地方政府 制度创新 民营经济 温州
陈国权,男,1961年生,浙江温州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麻晓莉,女,1978年生,浙江丽水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所起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是制度变迁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与市场经济天然相适应的民营经济的制度安排能得以顺利、快速地扩散,同样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作用。在探讨温州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问题上,学者们更多的是强调了温州微观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功能,并“以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自发扩张的市场秩序”、“准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主的改革”、“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的经济发展”等词语予以提炼和总结。作为与微观经济主体相对应的地方政府,则很少被全面阐述和剖析,或者人们只是简单化地理解地方政府在温州经济民营发展过程中的“无为而治”这样一个基本特点。然而“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注释]: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版,事实上温州民间内在的动态弹性的创新机制之所以能得以优化演进,
[注释]: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版
一 理性的无为与求实的创新:从自发到自觉的制度创新轨迹
布罗姆利认为制度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形成意见统一的安排或一致同意的构成行为准则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就是清楚明确地界定个人和集体选择集的规则和所有权。 [美]丹尼尔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
温州地方政府最初并没有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一种自觉的公共政策选择。“公共政策有两个中心概念:(1)决定社会可接受的制度安排(所有权),这些制度安排既限制又解放了在操作层次上的个人行动;(2)寻找自发决策(就像市场那样)与集体决策之间的界限。”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在维护传统意识形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选择中,温州地方政府虽然最初在主观上仍有倾向于前者的偏好,但是客观现实迫使其放松对民营企业的活动行为的限制。在财政压力与政治压力的二难困境中,温州地方政府不得不选择“无为”这一折衷的行为方式,这使温州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了可接受的制度环境来发展家庭工商业和专业市场。温州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模式与民营经济早期发展所需的外部制度环境之间恰好形成了一种吻合,这成为民营经济最初取得发展的重要契机。然而这种吻合是无意识的,这是地方政府自身能力欠缺而不能有效地按计划经济模式集中控制资源配置所形成的后果。于是,温州民营经济最初就能在温州政府无能的无为或自发的无为状态下,获得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免受了政府的约束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
地方政府能很快地与民营企业形成这样一种融合和暧昧的关系,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受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自身经济利益的诱导。可以说温州的民营经济是依托一个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发展起来的,“从温州农村产业群落传播路径看,它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地缘和朋友关系向外扩散的。温州农村是一个传统文化特征十分明显的礼俗社会,宗族文化的影响至今仍根深蒂固。因而,在产业群落的传播过程中,其路径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当民营经济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时,民营企业这一有效的经济组织最大化行为已成为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的主体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最大化目标息息相关。于是,温州的民营经济一方面对地方政府的计划干预行为构成了进一步的现实约束,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逐步从放任民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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