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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几点思考-教师教育论文 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几点思考 谭晓玉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法制研究与咨询中心，上海 200032） 摘要：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是高校教师的法定权利，这一法定权利的享有与行使是关涉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问题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教师参与”的内涵与外延上都存在原则性纷争。“教授治校论”者认为高校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管理权的范围应该涉及全校事务；“教授治学论”者则主张将高校教师的管理权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其他事务不予干涉。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权力配置失衡，学术权力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改革的关键在于重塑现代大学理念，确立教师在学校管理与决策中的权威地位，构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实行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这应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持有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现代大学治理；教师参与；“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14)08－0042－08 一 纵观中世纪以来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史，任何一种大学治理理念及其治理结构的形成都以相关理论为支撑。［1］大学理念理论强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共同治理（共享治理）；委托代理理论重视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创设授权和参与的环境；管家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者的潜能。这些理论构成了大学以学术（大学）、市场（社会）和国家（政府）等力量在一个共同场域的竞合，使大学演变出不同的治理形态。而以“教授治校”为内核的大学治理理念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大学治理的实质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是各种决策权力在各个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与行使（权力分配结构和权力行使过程）。大学治理结构形式上体现为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实质是大学决策权力的制度安排［2］，大学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和作用机制取决于大学各种事务的决策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情况，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反映了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不同的关系。我国大学组织成为政府机构，大学行政权力成为政府行政权力链条末端，大学-政府对口设置。在政府与学校关系中，西方国家为学校本位，我国为政府本位；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中，西方国家为学术本位，我国为行政本位。 依赖-权力理论和资本-权力理论为解析大学中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分配模式提供了分析思路［3］：1.大学的权力结构，无论是纵向各层次间，还是横向各主体间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相互间的依赖程度，尤其是相互间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下层主体对上层主体的依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形成集权式的权力关系，反之，则形成分权式的权力关系。2.依赖程度的强弱取决于各层次和各主体自身所拥有资本的多少和获得资本渠道的多少。大学各层次和各主体自身拥有的资本越少，对别的层次和主体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其获得资源的渠道越少，对上一层次和别的主体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大学教师可直接从其他途径获得必要的资源，对学院和学校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学校和学院对基层学系或教师控制权力就会削弱，教师的权力相对就会增大，反之亦然。3.各层次及各层级权力主体所拥有资本的数量和获得资源的渠道受制于其自身法定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 中国大学治理结构中，就与外部关系而言，大学尚无完全的自主权。对大学内部权力分配而言，纵向层次权力过于集中于学校层面，横向主体间权力过于集中于行政系统，学校和院系级行政领导对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都拥有控制权。中国公立大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等级权力模式建立严格的科层式治理结构，大学层级拨付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得每一层次都完全依赖于上一层次，资源渠道单一。大学主要依赖于政府资本运行，大学党政群体作为政府的代表在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大学党政权力强势的原因则是政府资源调控模式的结果。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社会资本参与大学资源配置机制落后，大学资源的来源渠道主要集中于政府。中国政府对大学的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行政系统委托配置，决定了大学党政官员在资源获得中的优势位置，造成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 伯顿·克拉克曾将高等教育权力分为三个层次：国家权力、学校权力和教授权力，据此将西方高等教育权力配置模式概括为三种类型［4］：1.哑铃型模式：欧洲大陆模式，两头大中间小。教授组织拥有很大的权力，其次是国家权力，二者共同构成哑铃的两端，不存在董事制度，大学层次权威较弱。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意大利、法国、瑞典等。2.金字塔型：英国模式，底部大顶端小。教授行会与院校董事及行政人员的适度影响的结合。教育行会权力十分强大，构成金字塔的底部，学院和大学一直被特许成为自我控制的自治机构，构成金字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