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版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指南解读.docVIP

2017版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解读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和特发性骨质疏松症，是临床中常见却易被忽视的疾病，危害巨大。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历经两版面世，为指导、规范临床实践有重要意义。 随着骨质疏松症的诊疗理念、药物不断发展，指南的更新呼之欲出。 睽违6年，2017《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终于问世。与旧版指南相比，新指南在理论内容上更完善，在实际操作中更实用，如一座崭新的灯塔，照亮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之路。 纵观新指南，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更新—— 1流行病学：防治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骨质疏松性骨折为受到轻微创伤或日常活动中即发生的骨折。新指南引用的最新流调数据令人忧心： 2006年我国骨质疏松症患者近7000万，骨量减少者已超过2亿人，目前估测我国患者人数已远超过以上数字。 2015年我国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腕部椎体和髋部）约为269万例次，2035年约为483万例次，到2050年约达599万例次，其医疗费用将分别高达720 亿元、1320亿元和 1630亿元。 另一方面，骨质疏松症的诊断率仅为2/3左右，接受有效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者尚不足 1/4。 笔者深有体会的是，在基层医院，受检测设备、药品等因素影响，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诊治率极低，防治形势严峻，任重道远。 2发病机制：骨形成与骨吸收的失衡 新指南首次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进行阐明，弥补了旧版指南的不足。简单来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属于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参与的复杂疾病，骨转换失衡，即骨形成与骨吸收的失衡是其的主要发生机制。新指南使用了下面这张图（图1），对发病机制作出高度概括，便于理解记忆： 注：RANKL：кB受体活化体配体；OPG：护骨素；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白介素；PGE2：前列腺素E2 3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强调早筛查早防治 新指南参考2014年美国国家骨质疏松基金会（NOF）制定的指南，对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进行分类，包括不可控因素与可控因素，前者如种族（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白种人高于黄种人，而黄种人高于黑种人）、老龄化、绝经后等，后者包括不健康生活方式（钙/维生素D缺乏、过度饮酒、吸烟等）、疾病（胃肠疾病、内分泌疾病等）、药物（糖皮质激素、过量甲状腺素等）等，可以促进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发展。临床上要注意识别这些危险因素，做到心中有数，积极筛查，尽早防治，以免发生骨折。 除了危险因素的识别，还可使用工具对个体进行骨质疏松症及其骨折风险评估。新指南推荐两种骨质疏松症初筛工具：最新版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 （IOF） 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表1）和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表2）。后者特异性不高，且仅适合绝经后女性。 表1 版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 （IOF） 骨质疏松风险一分钟测试题 表2 和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A） 注：OSTA指数=［体质量（kg）－年龄（岁）］×0. 2 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骨折风险预测工具 FRAX?，可计算患者未来10年发生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及髋部骨折的概率。FＲAX?工具在新旧指南均得到推荐。不同的是，新指南推荐了针对中国人群的FＲAX?工具（图2），明确指出其适用人群为具有一个或多个骨质疏松性骨折临床危险因素，未发生骨折且骨量减少者。另外，新指南建议FＲAX?预测的髋部骨折概率≥3%或任何主要骨质疏松性骨折概率≥20%时，为骨质疏松性骨折高危患者，建议给予治疗，相比旧版指南更具实用性。 4诊断与鉴别诊断：标准愈加完善 诊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思路是： 确定是否为骨质疏松症，同时排除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在新指南中，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比以前更完善，包括三种方法，一是“金标准”双能X线吸收检测法 （DXA）测定的骨密度，二是椎体和髋部脆性骨折无需依赖骨密度即可诊断，三是肱骨近端、骨盆或前臂远端发生的脆性骨折且骨密度测量符合骨量减少亦可诊断。 骨形成标志物（推荐血清Ⅰ型原胶原N-端前肽，P1NP）和骨吸收标志物（推荐血清Ⅰ型胶原C-末端肽交联，S-CTX）的测定有助于鉴别原发性和继发性骨质疏松。对于前者，这些标志物水平往往正常或轻度升高，对于后者，如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某些恶性肿瘤骨转移等，标志物水平明显升高。肝肾功能、血钙磷和碱性磷酸酶、血沉、性腺激素、25 羟维生素D、甲状旁腺激素、甲状腺功能等均可酌情选做，以便鉴别诊断。另外，判断骨转换类型、监测药物疗效、监测病情进展等亦能用到上述骨转换标志物。 因椎体骨折无明显症状，故新指南还建议在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人群中开展椎体骨折的筛查。胸腰椎 X线侧位影像可作为判定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首选的检查方法。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新指南呼吁关注骨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