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前期对日关系认识.docVIP

PAGE / NUMPAGES 清代中前期的对日关系认识 满清和德川幕府在初建时期均把握了对方的国情和国策，即清初中国缺乏海上扩张的实力和意向，1而日本则以闭关锁国卫护国家的统一。由此两国都采取相对保守 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由异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初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失去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应有地位。而江户时代的日本，由于强烈意识到满 清入主中原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并统治了中国，原有的“夷夏之辨”意识增强，认为中国“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2视明清鼎革为 “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并由此形成“华夷变态”的中国观。3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潜在对抗性因素也因此更趋加剧。政治上，德川幕府力图与琉球、 朝鲜建立并维持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以对抗清代中国的朝贡体制。经济贸易上，德川幕府为保护国内资源，不断以出台新的举措对中日长崎贸易进行 严格管制。对于前者，清中前期的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沉默；对于后者，则被迫屈从。明代中国对室町幕府时代战乱的日本居于优势地位，所谓“是彼有资于我，而 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4但清代中前期出于国家统治极为重要的钱制对“洋铜”的迫切需要，却只有屈居不断地适应愈来愈严厉的 日本对长崎贸易管制的被动地位。5因此，中日两国在传统观念意识和现行经贸活动上的地位发生倒置性的变化，中国传统上对日本的优越感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丧 失了保障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6另外，德川幕府的严厉锁国政策导致有清以来二百年间中日两国政府间关系隔绝，除维持对双方均有需求的长崎贸易外，两国再无 任何政府和民间的交通渠道。从而日本成为清代中前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唯一的例外。  决定清代中国的对日关系认识，除有两国现行关系的微妙状态外，还有前明时代的历史记忆问题。明代中国是中日关系矛盾冲突最激烈，并多发的 历史时期。在嘉靖年间（1522—1566）的“倭患”后，中日两国又经历了“万历朝鲜之役”的战争对抗。万历朝鲜之役是一场历史意义深远的战争，结局除 决定此后二百余年东北亚中、朝、日三国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明清鼎革——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清代汉族士大夫尤其是南方士大夫， 对明代中日关系历史记忆的深刻性由此而决定。因此在清代中国尤其在清中前期，现行中日关系的微妙性与历史记忆的深刻性相交织，构成对日关系认识的极其复杂 性。  本文试分析研究清代中前期围绕中日长崎贸易的对日关系认识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   一、 康熙的对日关系认识   清代中国在康熙时期走出了明清鼎革以来的动乱，进入内政、外交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康熙作为强有力的帝王，以过人的精力全面掌控清廷政务。 在传统的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上，由于长崎铜贸易对政府钱制的重要意义，决定中日关系成为康熙朝最具挑战性的外交问题之一。正因此康熙在中日长崎贸易问题上 的独断专行，与他在对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的表现相似。康熙通过江南三织造及时掌握长崎贸易的信息，并一手决策政府的应对举措。清代在长崎贸易问题上不容汉 族士大夫染指的政治传统，即形成于此期。康熙在对俄和对日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务实外交立场的同时，亦表现出将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弃置不顾的政治倾向。  从1684年清廷全面开放海禁到1715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令”，长崎贸易在清初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由强趋弱的渐进演变。7因为 有关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康熙对日关系认识的史料甚少，所以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关于明代“倭患”起因问题的言论，就有理由予以特殊关注。值得指 出，康熙就明代历史问题发表的见解在各类清代档案中都不乏记载，事情则多在干预《明史》的修纂。但1689年秋正在北巡边外途中的康熙评说明代“倭患”的 起因属例外，因为他言说的对象主要是满族亲贵，而非汉族士大夫。其中有如下内容：  原任浙江总督王骘题，日本国贸易船只请令停泊定海山，差官验看，方准贸易。兵部议准行。……此所奏之事无益，今王骘来京，俟到日问明具 奏。……朕南巡时，见沿途设有台座。问地方官及村庄耆老，据云明季备倭所筑。明朝末年，日本来贸易，大船停泊，乘小船登岸，直至湖州，原非为劫掠而来，乃 被在内官兵杀尽，未曾放出一人。从此，衅端滋长，设兵防备，遂无宁静。今我君臣凡事皆画夜详慎，务求至当，然能保百年无事乎？且良善之民屡遭水旱，迫于衣 食，亦为盗矣！军备固宜预设，但专任之官得其治理，抚綏百姓，时时留意不怠，则乱民亦自消弭。否则，盗贼蜂起为乱者，不知其所自来矣！8  文中“明朝末年”是指1552（嘉靖三十一年）至1588年（万历十六年）的“倭患”。值得重视“日本来贸易”的用语，康熙关于此期“倭 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