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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调整的第三条道路 ——广州空港地区的空间治理实践 贺辉文，廖远涛，安东琪 摘要：尺度调整是当今不同层级政府追求空间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从个案出发 分别得出“刚性”“柔性”的尺度调整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结论，形成相互矛盾、彼此难以转换的判断，实 际上忽视了现实兼备 “刚性”和 “柔性”的尺度调整实践。本文以广州空港地区为例，探讨了空港地区混 合了刚性和柔性的尺度调整过程，进而提出尺度调整的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本文研究表明：广州空港地区 的尺度调整经历了混合着 “刚性”和 “柔性”的尺度调整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不同尺度调整的优 势，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因而证明尺度调整的第三条道路在复杂的发展环境下具有独到的优势。 关键词：尺度调整，空间治理，空港，临空经济区，广州 1 引言 在当前的中国，区域规划、国家级新区、城市合作区等空间策略成为区域、城市谋划发 展的重要工具，国家空间的尺度调整成为这些空间策略的核心特征。伴随着这些空间的调整 的是增长主义导向的政府为了集聚资源、实现超速发展，设立的聚合特定职能的指挥部、管 委会等机构组织特定区域的开发。即在国家空间上，一方面国家自上而下的投放政策区以重 构空间经济格局，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在不同的层级也设立了区别于传统的、正式的行政等级 的 准政府机构 ，实现城市空间经济的 非正式 调整。在这样的调整中，国家空间的规模、 “ ” “ ” 层级和相互关系发生了重构，也即发生了尺度调整 （尺度重构）。 “尺度”是表述空间规模、层次与相互关系的量度。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政治经济特质 的分析工具，具有强烈的在地性特征。尺度是对现实实体单元、空间格局和地理过程的真实 尺度的等级化、建构主义的概念，也通过对尺度实施转换过程 （Scale-jumping）来使事态向 [1] 有利于主体自身的方向发展，利用尺度作为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工具 。国内的研究对尺度调 [2-4] [5-8] [9-11] 整在全球空间生产 、国家战略区域 、行政区划调整 、城市新城和城市交界地区发 [12, 13] [6] [11] 展 等方面的作用和机制，指出尺度重构被视为大多数国家应对区域 、城市 发展问题 [7] 的重要手段，尺度调整 （尺度重构）是我们国家保持制度创新柔性的重要优势所在 。并在 [6, 12] 对尺度调整的路径类型方面，提出了刚性尺度调整和柔性尺度调整的概念 。 [7] [12] 区域规划 和区域组织、设立新城指挥部 等代表了中国城市政府在新的发展环境中为 实施特定的发展战略以及构建竞争优势，所采取的更加灵活的再尺度化行动，被视为“柔性” 的尺度调整。张京祥、陈浩、胡嘉佩在文章 《中国城市空间开发中的柔性尺度调整——南京 河西新城区的实证研究》提出，“与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代表的刚性尺度调整相比，以 ‘指挥 部’为代表的柔性尺度调整凭借其更为明确的目的性、更为灵活多样的形式弹性以及相对较 低的政治与社会成本优势，在城市开发建设中更容易获得地方各级利益主体的认同与支持， [12] 从而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行政区划调整、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级新区等通过 强烈改变正规层级政府构成、调整行政区划及其相应权利配置来实现上级政府某些特定意图 的尺度调整被视为 刚性 的尺度调整，晁恒、马学广、李贵才等人在 《尺度重构视角下国家 “ ” 战略区域的空间生产策略——基于国家级新区的探讨》一文中提出，“相比于柔性的尺度工 具，以国家级新区为代表的刚性尺度重构工具能够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