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过程和特点-.docVIP

韩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过程与特点- 李旻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韩中两国虽然一衣带水，但也如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一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不仅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针锋相对，经济贸易也长期处于对峙中，所以“马克思主义”进不了历史视域和学者的研究视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关系的改善，这一状况有了改观，尤其是90年代以后，更多的韩国学者在反思中韩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思想发展史时，开始在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开了初步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条件 在韩国学者眼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发生的极具重大意义的变化是西方思想的传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韩国学者更关注中国当时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是什么？ (一)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 从当时的历史现状来看，韩国学者认为有两件事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一件事是巴黎和会，第二件事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这两件事形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条件，也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1)巴黎和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欢迎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他们认为大战的胜利标志着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强权主义、君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失败，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公理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按照威尔逊宣扬的《十四条》，他们渴望中国能从日本手中收回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但是，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却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尽数转给了日本。这无疑给乐观等待巴黎和会结果的中国人泼了一瓢冷水，彻底破灭了中国人的期待，使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了世间所谓的公理只是对西方国家的公理，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不如说是“强权战胜了公理”。中国人民从热烈的期待转向了彻底的失望和愤怒。尤其当中国人知悉巴黎和会上的丧权辱国不仅与西方列强的瓜分有关，而且也与军阀政府对日本施行的政策有直接关联，这时中国人愤怒的矛头不仅指向日本，也指向军阀政府。闵头基著：《五四运动研究》，载《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一号(1970年)，第64-65页。巴黎和会的结果使中国人从效法西方，以西方为榜 闵头基著：《五四运动研究》，载《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一号(1970年)，第64-65页。 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的转变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影响。巴黎和会之前，陈独秀一直渴望接受自以为是最优越的近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从中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对陈独秀来说，近代西方文明是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应该追寻的发展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当时中国所有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认识相同，陈独秀认为战争的胜利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是公理和正义的胜利，它将会帮助中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使中国走向西方文明的发展大道。因此，陈独秀热烈庆祝战争的胜利，期待联合国通过巴黎和会支持中国的要求。但是，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并没有公平地对待中国。这引起了陈独秀对西方国家深深的失望，也使他原有的对西方的信心产生了怀疑，对他几乎盲从的西方文明发生了动摇，对西方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的幻想是由于他没有弄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他只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公理）的斗争，却没有全面认识到战争的发生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申一燮著：《陈独秀的思想及其活动研究》，1994年,第75页. 但巴黎和会使陈独秀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转向与西方其他思想不同的理念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中寻找中国发展的新道路。这实际上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申一燮著：《陈独秀的思想及其活动研究》，1994年,第75页. (2)巴黎和会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了西方的基督文明：在韩国学者看来，巴黎和会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崇尚西方文明，倡导科学和民主精神，批判一切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宗教偶像。裴京汉在《陈独秀的早期思想》中提出，陈独秀对任何宗教偶像都一概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仅指出了基督文明与科学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没有说明基督文明和科学精神如何共存。也就是说，陈独秀认为西方在近代超越中国，主要依靠科学和民主两大精神，但他没有能够认识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产生的母体，也没有说明基督教和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不加分析就可以全盘吸收的对象。 裴京汉著：《陈独秀的早期思想》，《论文集》第14卷 第一，新罗大学校，1983年，第221页。但巴黎和会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识到西方文明中不仅有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也存在侵略和强权的因子。《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作者宋荣培在谈到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