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与中国传统律文化.docVIP

描述： 摘要：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关键词：巫术；传统法律文化；共通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博大精深，与西方宗教法的盛行不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因“以德配天”思想的提出而逐步拭去了宗教法的色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传统法律“礼法合一”的特色。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以“家”为单位、以义务为本位的宗法体制的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并贯穿始终。儒家思想为宗法体制蒙上了一层理性和神圣的色彩，这种宗法等级伦理思想既有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着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光芒。与之不同，巫术之于中国古代，通常以野蛮落后的形象出现，为古代士大夫阶级所不齿。虽然中国古代医学与巫术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传统医学在适当的时间摆脱了巫术的束缚，形成了自身完整的一套体系。巫术出现与流行的原因决不仅仅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匮乏造成的，巫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巫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融合的，巫术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起到了巩固与促进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论证巫术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相通性。 一、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 笞刑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刑罚源远流长，早在《尚书·舜典》有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里的扑就是一种荆条。西周青铜铭文上也有记载用荆条类刑具击打犯人背部或臀部的刑罚手段。再如《礼记》中载：“夏楚二物，以收其威也。”按郑注：“楚，荆也。”荆代表惩罚之意，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廉颇、蔺相如的“负荆请罪”。这种用荆条笞打犯人代表惩戒的刑罚手段在我国古代延续不断，逐渐演变成“封建五刑”中的一种固定刑种即笞刑，直至清代仍在沿用。黄六鸿在《福惠全书·刑名·释五刑》中说：“人有小愆，法宜惩戒，击以耻之??以小荆条为之。”?但在中国古代，荆并不仅仅是一种刑罚用具，荆类植物中的牡荆还是一种非常常用的巫术灵物，《淮南万毕书》有“南山牡荆，指病自愈”的说法。牡荆的枝叶一般都是对生的，后代的术士发挥创造，找出一种枝条不对生的牡荆，在月晕之夜刻削成长度与病人身高相等的荆杖，放在床下，“有月晕时克之”。作为巫术灵物的牡荆除了有抑制疾病的作用，还有着强烈的“镇压”、“惩处”的意味，如在汉武帝时期的军事活动中，也曾用到牡荆作为军事巫术的道具。太初元年(前104年)，汉军征伐大宛，武帝命“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3?J。元鼎五年(前l12年)，汉武帝在征伐南越时让人制成厌胜敌军的“灵旗”指向南越，灵旗的旗杆就是用牡荆做成的。葛洪《抱朴子·杂应》介绍过一种不受兵器伤害的方法：“取牡荆以作‘六阴神将’符，符指敌人。”H这些观念和行为都说明牡荆在古代术士心目中是一种具有强烈“阳刚”意味的灵异之物。此外，牡荆还被用于巫术中根除女性的淫佚之心，《如意方》中记载三种法术可以止淫，其中的两种道具分别是用雄鸡和牡荆，“三岁白雄鸡两足距烧末，与女人饮之，淫即止”，“取牡荆实与吞之，则一心矣”。在这里把雄鸡和牡荆当作巫术灵物的原因应该是把这两者都视为包含着雄性神力的灵物媒介。 牡荆被当成巫术灵物与古代刑法中用荆作为刑罚工具，究竟是谁影响谁已很难考证，但用作刑具的荆条、荆杖一般取自牡荆是没错的。牡荆的别名叫“楚”，正如前面的介绍，用牡荆制作的刑具也叫“楚”。这两者之间在文化上的指向意义无疑是相通的。 二、?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 实施巫术有多种形式，但纵观世界各地，无论是何种巫术，其中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咒语。不同种类的巫术有着不同形式的咒语，中国古代的咒语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巫术咒语有着不同于其他巫术体系咒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咒语中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是被施咒者，而是牵扯到被施咒者的整个家族。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法伦理性，古代法律的针对对象往往是以“家”为单位。一人犯罪，其近亲属也往往会受到牵连，此外亲属间的犯罪也是以五服的远近进行定罪量刑，甚至更直接的例子是丈夫的官职勋位可以荫护到妻、子身上，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巫术中存在着强烈的家庭观念，尤其体现在咒语文化上。其中最典型的是以恶鬼恶虫对对象的咒语，在咒语中揭示被施咒者的家庭关系并对其家庭成员实施攻击，这是禳除巫术中所用咒语的一种常见形式。早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五十二病方》记录的治蛇虫蜇伤的咒语中就有这种情形，即列举蛇虫家族成员的名称或者直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