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新左翼的平与时代.docVIP

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61期（2010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为线索，回顾了英国第一代新左翼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分水岭，标志着政治冰冻期的结束，新左翼在这个事件的余波中诞生，试图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英美的帝国主义之外寻找第三种政治空间，复兴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分析和文化政治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代新左翼产生于1956年，这不仅仅是一个年头，也是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入侵了苏伊士运河地区。这两件事前后只隔几天，这增强了它们的戏剧性影响，揭露了统治当时政治生活的两大体系——西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潜在的暴力和侵略倾向，对整个政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两件事为我们这一代人设定了政治上可以容忍的边界和极限。对20世纪的左翼而言，俄国革命向斯大林主义的蜕变代表着一种悲剧；在我们看来，“匈牙利事件”之后的社会主义者必然会把这一悲剧铭记于心。“匈牙利事件”终结了社会主义的某种清白。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事件”则强调了下述观点的错误，即认为英国在一些前殖民地降下国旗就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终结”，或认为福利国家的实现和物质的丰裕标志着不平等和剥削的终结。因此，“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分水岭，标志着政治冰冻期的结束。　　新左翼就是在这两件事情的余波中诞生的。它试图在这两种隐喻之间设定第三种政治空间。对我们那一代的左翼来说，它的出现意味着冷战时期的强制沉默和政治僵局的终结，意味着有可能突破性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设想。从谱系学来展开讨论可能是有用的。“新左翼”通常与1968年联系在一起，但是对1956年的新左翼来说，1968年已经是第二次、甚至可能是第三次转变了。这一术语是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名为“新左翼”的运动中借用来的，后者是由《法兰西观察家》周报以及它的主编克劳德?布尔特在法国政界发起的一种独立潮流。布尔特是法国抵抗运动中的一位领袖人物，他试图在战后的欧洲政界开辟“第三条道路”，以独立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两种左翼立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超越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以此来对抗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　　这一立场与后来成为英国早期新左翼的那些人的政治愿望不谋而合。我们许多人都已经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上见过布尔特，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建立一种跨越东西欧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观点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是G.D.H.柯尔，他是一位严肃而又勇敢的独立老左翼，当时仍在牛津讲授政治学。虽然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他的社会主义却根植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协作和“工人控制”传统中。他批判了“马礼逊”式的民族化的官僚主义，这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政权形式的态度。　　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新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以及多萝西?汤普森为代表。第二种传统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政党”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些正统的瓦解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翼评论》。我就来源于第二个传统。　　形成　　说说我的个人经历，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那一历史。1915年，由于获得了罗氏奖学金，我几乎直接从牙买加的学校来到了牛津。因此，我的政治观主要是“反帝国主义”的。在上学时，我赞同左翼，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其影响，但当时我还没把自己称作一名欧洲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我正深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困扰，它既没有充分讨论第三世界的种族、种族性和种族主义问题，也没有充分探讨文学和文化问题，后者是我上大学时在学术上一直关注的问题。回顾过去，我认为，当时我就是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描述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加入了利维斯派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间的联盟，我不得不承认“《细察》杂志获得了胜利”。这并不是因为《细察》是正确的——我们一直都批判《细察》文化纲领的保守精英主义——而是因为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太机械化，带有过多的还原主义色彩（我们还未接触到卢卡奇、本雅明、葛兰西或阿多诺）。在更广阔的政治领域，我强烈批判斯大林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还是一种政治形式。我反对将其视作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遇到的少数共产党员不愿意承认斯大林主义对苏联和东欧所造成的人所共知的灾难性后果。 与其他小部分在牛津的来自“第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