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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自律 本文发表于《新闻记者》2003年第5期26－28页。 谢 静 新闻媒介承担着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批评社会、监督权力，是媒介的本分与职责。然而，当媒介自身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谁来批评批评者？谁来监督监督者？ 在世界各国，媒介批评的历史几乎和媒介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然而，真正常规化、专业化的媒介批评却是20世纪的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媒介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同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而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专业自律的形式也开始出现。但是，正如针对美国新闻专业化的批评从未间断一样，作为自律的媒介批评在美国也遭遇坎坷，毁誉参半。其间体现的矛盾与问题，既有美国特殊的社会与媒介环境的因素，也有新闻业普遍的规律，了解这一历史、反思其间的问题，对于我们不无裨益。 美国新闻界的批评“过敏症” 在美国，媒介批评的繁荣被视为民主社会的骄傲。《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曾用“千万种声音鲜花般盛开”来形容其兴旺，到2000年，仅网上与媒介批评有关的内容即多达74,000条（Boylan，2000）。而报纸、广播、电视、期刊、书籍上媒介批评的内容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客厅、厨房、咖啡馆、足球场、出租汽车里也能听到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可以说，媒介批评无所不在。 然而，与这种繁荣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新闻界对于媒介批评的态度。美国的新闻媒介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反对媒介批评，尤其是外界的批评，由来已久。在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看来，任何对新闻媒介的批评和要求都体现了媒介控制的企图，从而侵犯了新闻自由。如CBS的前主席佩利（William Paley）所说：谁攻击美国的媒介制度，谁就是攻击民主本身。著名的学者拉查斯费尔德（Lazarsfeld, 1948）也曾抨击新闻业的反批评倾向：“如果有一种大众传媒特别敏感的制度上的顽疾，那就是对批评的过敏性反应”。 美国新闻界抵制外界批评最常见的策略即贬低其合法性与有效性，认为外人不懂媒介（不是专家），从而也不能正确评价媒介，而只是从各自的利益或立场出发，企图让媒介为其服务（控制媒介）。比如，赫赫有名的哈钦斯委员会就没有报社的人参加，调查其间也不对外开放。1946年3月，第一个报告《人民对人民说》发表以后，马上招致一片反对之声。报告要求媒介报道真实的信息，时任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主席的耐特（John S. Knight）反问：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呢？言下之意是，还得相信好的报道。他认为委员会成员根本就不了解美联社（AP）、合众社（UP）或国际新闻社（INS），通讯社里的记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只有相信他们（参见Marzolf, 1991）。 当然，美国新闻界也不能对媒介批评充耳不闻。正如哈钦斯委员会所说，如果媒介不致力于改革，继续从事屡遭批评的行为，就必将导致政府的管制。这是美国的新闻界所不愿意看到的。要防止他治就必须自治，要排除他律就必须自律。这是各种社会专业（profession）的一个共同特征。 新闻的专业化与自律 一般来说，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关系有三种模式：消费者控制、第三方控制和同行控制，专业主义属于同行控制（Beam, 1990），而政府控制则是第三方控制。因此，专业化的核心是该专业从业人员对其工作的控制程度——而非消费者控制或政府、企业管理者控制（Freidson, 1994）。对于新闻业来说，自我控制——自律——尤其重要：免于外界控制，尤其是政府的控制，可以说主宰了美国媒介的历史话语。 格里菲思（William B. Griffith）将自律看做是一种“微型社会契约”（mini-social contract），根据这一契约的协定，专业组织拥有新成员加入和确定工作标准的集体控制权。当然，这是以专家保证和最佳利益为前提，即不是为了专业的私利（Bunton, 2000）。 美国的新闻界在向专业化迈进的时候，也表达了对自治、自律的呼唤。李普曼和默兹（Merz）在1920年分析《纽约时报》关于苏联革命的文章中指出：“界定并实施新闻从业标准的力量何在？主要还是在专业自身。”他们呼吁报纸公会担负起批评的责任：“面对处处对其工作的不信任，作为公民，他们不能规避这一责任；作为专业成员，他们必须这样做。”（参见Lule, 1992）。 于是，伴随着新闻专业化的步伐，新闻业从20世纪初期开始也尝试着建立了一系列自律的机制，如各种专业协会、新闻教育机构，等等。但是，在其他专业（如法律、医药）普遍采用的许可证制度在美国遭到了新闻界的强烈反对。哈钦斯委员会的成员麦克利什在20世纪40年代时曾指出，美国的媒介还没有建立一种机制来执行自己的专业标准，不论是通过伦理规范、专业组织，还是新闻院系。没有这种机制，即意味着新闻“还不是一个专业” （Marzolf,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