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Heywood在中国红丝带北京论坛上的发言.DOCVIP

PAGE \* MERGEFORMAT 1 公民社会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 马克·西伍德（Mark Heywood） 中国红丝带北京论坛首次会议， 北京，潇湘大厦，2010年7月5日 介绍 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我要首先感谢大家邀请我出席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活动，并且对大家坚定地建立红丝带论坛的决定表示祝贺。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显然，我们不仅应考量今天取得的成绩，更要评估未来几年论坛取得的成果。 我感到很荣幸来到这里。这是我第四次访问中国，每次我都看到公民社会逐渐被认可、能力不断提高，也看到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合作的开放程度渐渐扩大。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相信我受邀来就“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性”进行演讲，是因为我是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南非某公民社会组织的领袖。同时，南非与中国的政治和贸易伙伴关系正在不断加强，因此我们同样有理由成为社会发展的伙伴。我很乐意向各位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我是南非全国艾滋病委员会（SANAC）的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是由18个公民社会部门和8个政府部委组成的全国性论坛，就艾滋病相关政策向南非政府提供建议。它实行了公民社会参与的原则。委员会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副总统。我还是一个叫做“SECTION27”的、法律和权益方面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同时是一个叫做“治疗行动运动”（TAC）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会运动的委员会成员。 在上一个十年中，我对我们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 我们上过法庭、进行过示威、遭到过逮捕——但最终，我们参与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而在政府做着正确的事情时，我们同样是最有力的支持者。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公民社会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但不是反政府。“批评”不一定等于“对立”。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政府部门代表了解，公民社会是有效进行艾滋病防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此基础上，我更希望你们不仅仅把这个原则挂在嘴上，而是运用在实践中——尽管这可能会在你们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遇到挑战。我还希望在今天以艾滋病和权益为中心的讨论中强调这一点，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帮助达到《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在健康权利方面设定的目标。这个论坛遵循着《中国人权行动计划》作出的承诺： “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增强决策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时，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推进重要法律法规的立法听证会、重大政策措施制定公开听取意见、重大决策接受专家咨询或第三方论证的制度化建设。” 上文说明，国务院已经认识到艾滋病防治中的有效管理和负责，公民社会不可或缺。 为什么要与公民社会合作？ 艾滋病是对个人和公共健康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严重威胁，也是国务院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政策问题。但为什么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必须自问：“艾滋病在我们社会中究竟代表着什么？”世界上各种病毒无处不在，对可以预防的疾病而言，贫穷、弱小的人往往受到的伤害最大。与其他病毒相比，艾滋病更能够暴露并利用我们的弱点，因为最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是由于人为原因被剥夺社会权利的人群：因为他们的行为被宣布违法或被污名化、因为他们在社会或地理上被边缘化、或者（在某些地区）因为他们是女性。一旦某人确实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便会由于其健康状况、以及周围的恐惧和无知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歧视。 艾滋病就像一幅平面图，清晰的展现出我们社会中的缺陷。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对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人罪有应得的惩罚。艾滋病影响边缘人群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说明它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可接受的，有两个理由。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如同Michael Kirby法官所解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承诺人人平等、非歧视、有着同等尊严的世界中。这是我们保护人权的原则。 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一旦艾滋病在一些人中隐蔽，它就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威胁。这便是在南非发生的情况：艾滋病最初在易感人群中（性工作者、流动工人、男男性行为者）流行，但最终成为在普遍人群中广泛蔓延的疫情（艾滋病感染率达到将近11%）。诚然，一些使南非疫情加重的因素不太可能在中国大规模出现，但原则是不变的。中国的艾滋病疫情甚至已经呈现出性质上的转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人权益和群体权益的联系：要保护群体，必须首先保护个体。 作为预防，中国于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表示，关键要对现有易感人群达到信息、教育、安全套、以及必要医疗和关怀的可及。然而，政府部门无法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因为： 政府部门将这些人群宣布为非法或将其边缘化，这些人害怕、不信任政府，一些政府官员也觉得对违法者提供直接服务的行为也是违法的（不是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是这样，但这也说明为什么应该对政府部门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 在包括中国的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条政府管理和个人自主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