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毕业论文：从计划到市场-高校布局结构变革中三大主体的嬗变 .docxVIP

教育博士毕业论文：从计划到市场:高校布局结构变革中三大主体的嬗变 　　教育博士毕业论文：从计划到市场:高校布局结构变革中三大主体的嬗变　　关键词：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变革主体　　引发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诸种力量构成一个“场源”，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布局结构及其变革，其中以政府、社会和高校自身为主体的三种力量对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三种力量的大小及其影响力的强弱逐渐发生变化，最终作用到高校布局结构上并使其发生相应调整。　　一、计划经济时期各主体的地位及其影响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运用各种资源、手段对高校进行以权力服从为基本原则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高校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仍然是政府的隶属机构，大学围绕行政指令运行[1]。国家、社会和高校之间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角色定位，处于顶端和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国家，其下是社会和高校自身，它们对高校布局结构影响力的大小与程度各不相同。　　国家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大学承担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三重角色，履行高校运行的权力与责任。这一方面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形成对政府的依赖，另一方面政府所担负的重要责任，使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可以通过对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的权力配置与调控获得对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推动性力量。　　从办学体制上看，政府是计划经济时期高校唯一的办学主体，在宏观与微观上对高校布局结构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看，政府依据办学职能部门的不同目标和需要，构建了不同隶属关系和办学取向的高校，最终形成了“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从微观上看，高校作为政府的附属物，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能执行政府的具体行政任务。政府与高校之间是一种以命令与服从为主要内容的内部行政关系。政府与高校实际上是一体的，也是同构的[2]。从管理体制上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政府对高校采取以行政命令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包揽了从举办到办学、管理的一系列权力，高校的自主办学权极为有限[3]。由此决定了政府与高校在布局结构变革中的角色地位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如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原则的提出等，均表明计划经济时期高校布局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主要是基于一种政治需要。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高等教育活动进行管理，高校布局结构的变革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与高校之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社会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处于“全能主义”的角色地位，社会形态呈现出“大政府”和“小社会”的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发展形成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一方面，经济发展要求社会组织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又赋予政府全面控制社会组织的合法性[4]。这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论，为政府权力结构的分配以及政治逻辑的运行奠定了基础。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双重架构下，社会与高校被一道纳入政府的行政框架中，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从而抑制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由于大部分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抑制甚至摧毁，以民间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弱小，对高校布局结构变革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高校　　计划经济时期，管理者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来管理教育，使教育管理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充分体现了行政长官的意志，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等特点，同时也会存在一些缺陷。如权威的影响力问题可能会使被管理者被迫服从而不是自觉服从，没有充分调动管理对象的积极性[5]。因而布局结构变革中，高校只是作为“被动”角色，按照国家的行政指令进行，在其自身布局结构变化的选择上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如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与高校的内迁以及“文革”时期高校的撤并等，无不体现出高校对政府宏观调控的“绝对服从”。　　从总体上看，计划经济时期，在高校布局结构变革中，国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主要通过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对高校布局结构进行规划和调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载体由于被纳入到国家发展的行政框架中，因而所起的作用很小，几乎可以忽略；高校在其自身布局结构变化中发挥辅助作用，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　　二、市场经济时期各主体的角色变化与影响力演变　　以1978年为分水岭，社会经济体制开始步入市场经济时期。原“总体型”社会结构相应向“分化型”社会结构转变，社会结构的多元或“多极”化发展逐步衍生出多重力量，它们在相互促动与制衡中促进社会的迅速发展。由此带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契机，同时也使高校布局结构面临新的挑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要求高校面向市场开放办学，对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按行业设置、服务对象单一提出了挑战　　第二，区域经济的崛起对区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