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叙事伦理偏失思考.docxVIP

　　叙事伦理学的产生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叙事伦理不同于伦理叙事，叙事伦理如有学者所说是一种‘他者’伦理，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人物对话的伦理形态[1]，以叙事伦理为切入点分析伤痕文学，我们可以看出在文本生产的过程中作者潜在的话语动机和作者在创伤叙事中伦理尺度的把握。 　　伤痕文学主要叙事内容为创伤经验，因而作者或受个人情感影响，或受意识形态制约，在一些作品的叙事中存在着叙事伦理失范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面。 　　一、个体生命创伤被忽视伤痕文学发轫于文革结束后，作家们从文革中走来，虽然意识到个体生命在文革中蒙冤受屈，但民族、国家的宏大修辞依然在一些作家的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他们依然坚持国家伦理本位叙事，在某些作品中过分忽略个体创伤。 　　在小说《神圣的使命》中，白舜平反之后，公安小陈异常激动地对他说是党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你的冤案得到了昭雪！白舜同志！你有权作你儿子的父亲；你有权作你妻子的丈夫；你有权作我们社会的主人！你坚持了真理和正义，始终没有向邪恶势力屈服。 　　现在，我们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这胜利中，有我们永远怀念的王公伯同志的一份功劳，也有你的一份力量，你应该感到骄傲！在这一段话语表述中，国家伦理完全压抑和取代了个人伦理，集体为个体平反昭雪而个体的一切权利都要服从国家伦理，乃至于亲情伦理中父亲的身份也要国家确证才有权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