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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２０年轰轰烈烈的商业化运作，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新闻媒介的面貌，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也有基础对新闻媒介双重属性这一课题进行更深的探讨。 　　本文试图考察历史情境中新闻媒介属性的变迁历程，从符号角度分析新闻媒介能集两种属性于一身的原因，并研究这双重属性之间是否具有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是否具有必然性。 　　关键词双重属性；冲突；历史情境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学界界定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即一方面具有经济产业性质，另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 　　而西方学者在研究传媒经济性质的同时，也基本认可其意识形态的一面，认为媒介不只是一般企业，具有社会与文化意蕴。 　　〔1〕我们不妨称这两种属性分别为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 　　不过，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边检阅，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属性并非相安无事，而是一个随着新闻媒介本身不断的发展，两者矛盾冲突逐渐显现的一个过程。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没有哪一件事物，像新闻媒介这样，引发了文化和商业两种属性在其中的如此巨大的冲突。 　　一、新闻事业史上商品与文化的交替与争斗当今世界，新闻媒介五花八门，色彩缤纷，不但为我们提供着信息，影响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其本身还不断开发出崭新的商业领地，创造就业，贡献税负，在许多国家，它都是一个利益丰厚的领域。 　　而随着媒介商业化的充分发育，新闻媒介内部就开始出现一种冲突和张力。 　　如果从广义的媒介去考察，书籍即是其较早的一种形态。 　　早期，书籍的生产、传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受到较严格的控制。 　　在西方国家，圣经之类的书籍只能在贵族之间传播，接受教育许多时候更是贵族的特权。 　　在东方国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王朝中数不清的文字狱，都显现出书籍作为思想控制手段的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事业，体现的是权力方之间的话语争夺，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而商业属性却居于次要地位。 　　而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市场、商业规则在人类社会的充分发育，新闻媒介的商业属性开始展露。 　　最早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了手抄报。 　　这种报纸，被商人置于房间之内，若想阅读，先花上几个硬币，才能入内阅读；或是被一根绳子圈起来，张贴在墙上，付钱者才能靠近阅读。 　　这就是说，最早的新闻媒介，从一开始就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自此，新闻媒介就逐渐步入了在文化和商业之间来回徘徊的炼狱。 　　以美国报业发展史为例。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一个时期，即从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上半叶，是美国的政党报纸时期。 　　这一时期，美国刚刚独立，新兴的资产阶级刚刚夺权，彼此之间权力争斗如火如荼，报纸成为政党之间互相倾扎的工具。 　　这一时期的报纸，不谈经营，多数附属于政党，专事文化宣传。 　　而到了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纽约太阳报的兴起为标志，一批以追逐大众趣味为目标的通俗报纸逐渐涌现。 　　这些报纸价格便宜，开展商业经营，自负盈亏，使这一时期的报业明显具有浓厚的商业属性，将之前报纸附属于政党的庸俗之风一扫而尽。 　　然而，商业化的道路，对媒体而言并非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随着媒体竞争的深入，一些大的媒体集团脱颖而出，并逐渐形成垄断，妨碍公众对媒体的接近和使用，也导致了媒体的公共性被侵蚀。 　　在这种背景下，对媒介商业化的批判随之而来。 　　从中国新闻史来看，这种商业与文化属性之间也有这样的冲突转换过程。 　　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是一批传教士所办的宗教报刊，诸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 　　这些宗教宣传性质的期刊，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例如《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同时也提供一些天文地理和文化方面的知识。 　　晚清末年，中国末代士大夫开始办报。 　　报纸对于他们来说，也多不是盈利的手段，而是救国救民、变法图强的工具。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时，就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是为了立言。 　　维新变法后，无论是康有为提出的设报达聪，还是其弟子梁启超主张的去塞求通，实际上都将这次国人办报高潮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办报，在最开始的一批报刊中，诸如《劳动者》、《新青年》等，其发刊词甚至明确提出，报刊不为盈利，专为宣传思想或宣传主义，并拒绝将报纸沦为盈利的手段。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 　　１９４２年４月１日改版后，再次强调了党性原则，宣传上要以我为主。 　　在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国统区报刊等新闻媒介，一般情况下都会强调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否认新闻媒介的商品属性。 　　到了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反右倾运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