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罪状改进和发展.docxVIP

　　摘要空白罪状作为刑法典中大规模适用的立法模式，在推进司法进步的同时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体现为与法定性、明确性及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的冲突，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司法适用。 　　鉴于此，空白罪状必须做出相应的改进，需要明确引用范围、增强确定性、建立补充规范与刑法条文配合时的协调机构以及以立法解释的方式来确立不同位阶法条冲突的适用规则，从而帮助刑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空白罪状；罪刑法定；补充规范空白罪状在现行的司法适用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在刑法典中引入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可以从技术手段上有效降低立法成本，在精简刑法典的同时保证刑法典的全面性，有助于中国司法体系的成熟和发展。 　　伴随着空白罪状这一概念的提出，空白罪状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感，这种双方间微妙的关系影响着空白罪状在司法领域的实际适用，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适用障碍［１］。 　　但其实际上空白罪状并非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对立，而是补充与完善。 　　１罪刑法定视角下空白罪状的缺陷１．１空白罪状与法定性要求的冲突。 　　伴随空白罪状适用范围的拓展，空白罪状与法定性出现的冲突也越来越多，第一就是空白罪状与法定性要求有冲突，其引用的法律条文错综复杂，不由立法机关所决定，却主要依赖或者说是完全依赖行政法规和部门、地方性规章的内容，如此适用空白罪状最终使行政机关变成刑事立法者，破坏罪刑法定的价值和精神。 　　［２］如果先行的空白罪状不作出相应的改变，补充规范的范围甚至可以引申到行业守则这一法律位阶上，那么行业守则算不算法？在何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算法？算法时使用的程度上由什么限制？这都将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这些直接面临的问题削弱了刑法的严肃性，进而使得出罪和入罪标准不再稳定，也可能造成人为扩大定罪范围的风险，使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偏移。 　　刑法作为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结合，要保障群众对于法律文件的预测可能性，空白罪状的范围和法律位阶的跨层越大，将会导致一般人提前知晓案情的可预测性就越低，从而破坏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性［３］。 　　１．２空白罪状与明确性要求的冲突。 　　除了空白罪状的不稳定性因素对法定性造成的危害，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的要求，空白罪状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挑战。 　　刑法中空白罪状集中在分则中对于罪状的描述，可以说罪状的首要原则就是明确性。 　　对明确性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刑法明确性包括文字清晰、意思明确，只有这样才可以显示立法宗旨和刑罚范围，保障公民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对应刑罚的预测可能性，使刑法充分发挥保障功能且确实安全。 　　［４］除此以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判断明确性应依据有通常判断力的人能否在具体场合判断某行为是否以该法规为基准来判断。 　　［５］在国外相关领域的理论中，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判断某个刑法法规是否因不明确而违反刑法第３１条，要看有通常判断力的一般人能否在具体场合判断某行为是否依赖该法规来决定。 　　［６］在意大利宪法法院的认定中，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并非完全依赖描述性罪状，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客观理解的社会价值理论亦可。 　　［７］法律不可能是单一且固定的，现阶段的法律条文所采用的形式只能是在详尽的列举式规范和简略而模糊的规定中摇摆，空白罪状就是后者的典型形式，将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引用到了刑法典自身之外。 　　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既然是法律模糊性语言使用技巧的运用方式之一，那么也因此成了影响刑法典明确性的诱因之一。 　　如果单纯是因为立法难度的简易性而大幅度采用空白罪状这种模糊式的语言技巧，随之而来的便是公民对于法律理解确定性的降低。 　　在现行的司法局面之下，大规模地使用空白罪状无疑是加重群众负担和责任的行为，空白罪状引用的越多，人民群众所要了解的法律条文也就越多，刑法条文越不明确，人民群众的行为预测力也就越弱，这将会导致人权和法治的冲突。 　　可以说，空白罪状与明确性的冲突与拿捏会是立法机关在制定立法界限时的重要考量标准。 　　１．３空白罪状与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的冲突。 　　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中，空白罪状可能存在的风险有两方面一是由刑事司法人员对补充规范进行违法性评价，因其不熟悉行政法规的适用环境，加大了错判的风险。 　　二是如果由行政法规来判定行为的违法性，在立法上存在风险。 　　因为实际适用范围的不同，导致行为判断的随意性过大，同一行为在此地合法而在彼地却又不合法，导致了补充规范的不均衡性［８］。 　　在空白罪状中，以下几种行为不可处罚一是合法权利间的冲突行为，不适合将其当作犯罪来处理。 　　二是对于违反程序性规定的行为，要根据其身份的不同在定罪方面做出不同的选择，若依据空白罪状能够判断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身份，那么此时由于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