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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解读一环境保护法益的行政性。 　　在《刑法》第2条诠释刑法的任务以及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界定这两个条文中，对于客体的保护没有出现环境、生存、生态等相关字眼。 　　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是一种间接保护，只有在其他法益被侵犯的前提下，环境犯罪才能被追究。 　　环境犯罪后果的隐蔽性、对象的不特定性等导致现实中其往往没有专门的被害对象，刑法对此法益的保护只能在兜底条款侵犯其他权利中得以体现。 　　结合环境犯罪的条文框架设置环境犯罪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章节中来看，除针对特定人身、财产的环境有关犯罪之外，环境犯罪主要是作为一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而设立的罪名。 　　再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下文《解释》来看，环境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侵犯人的权利例如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侵犯财产权利例如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侵犯其他权利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这些法律后果的标准均需通过不同的法律除刑法以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加以规定，这导致环境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混合性，而没有明确的定性。 　　刑法对于环境犯罪保护的法益需要参照行政法规的规定。 　　无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还是对条文的解释上看，环境保护的法益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在环境犯罪数量和危害呈几何级数式膨胀的趋势下，法益所表现的行政性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 　　二刑法条文设置的行政参照性。 　　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的破坏环境保护罪之中。 　　《刑法》第338条至346条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 　　在从属方式上，它采取的是空白罪状的方式，空白罪状为刑法分则性条文中基本罪状的一种，是立法者对行为要件应参照相关规范或制度予以确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类型化表述［5］。 　　笔者认为此规定方式值得商榷。 　　1《刑法》第340条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第342条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的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大量毁坏，处……等条文，一方面，对于环境犯罪的对象范围规定过于狭窄。 　　现今环境污染猖獗，导致土地硬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应该局限于特定区域、特定时期，而此两种犯罪情形在适用的过程中均需借助行政法规。 　　另一方面情节严重、大量毁坏，不仅刑法条文本身，甚至就连2013年、2016年出台的《解释》均没有对它们进行解释，对于后果的认定仍然需要借助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刑法》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虽然该法条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方式、对象等内容，同时，2016年的《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后果进行了补充，但是前置法对污染环境内容的细化导致该罪的行为类型被分解为更为细致的若干类型，《解释》并未确定分类标准原则，而是以混合式的方式确立严重污染的标准。 　　3《刑法》第341条对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规定为非法猎杀、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动物的，……但是对于何种动物为珍贵动物、何种为濒危野生动物的划分，同样需要借助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三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不法定性模糊。 　　绝大多数环境犯罪就是环境行政违法的加重情形，即以行政违法+加重要素为构造的犯罪，这意味着定量才是区分环境犯罪和环境行政违法的根本标准［6］。 　　这也说明环境犯罪的定性需要从行政法规中去寻找。 　　从法理的角度讲，既然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把它认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刑法为什么有理由去处罚这个行为？环境犯罪属于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环境行政违法只是一般违法，其在性质上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却不具备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环境犯罪与环境行政违法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1主观方面的要求不同。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主观罪过是包括环境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 　　根据刑法的规定，有些环境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 　　在一些环境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只有具备某种主观目的才构成犯罪，反之则只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对环境行政违法，法律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是受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