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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术通讯2009年第3期 PAGE PAGE 49 ?学术沙龙? 生命、生计、生活 ——经济与文化的人类学关注 邵京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持人） 邵经老师对中央民族大学很熟悉，因为他当年在北外念书时，经常过来喝酒，因此认识了一大批会喝酒的朋友。邵老师在还没念完博士时，被送到美国跟随马歇尔·萨林斯学习，现在南京大学任教。邵老师的研究范围很广，也很前沿。他对医学人类学多有涉及，一篇论文曾发表在Culture of anthropology，被评为2008年年度优秀论文，同时他在语言人类学方面也多有建树。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邵老师进行讲座。 邵京（南京大学教授，主讲人） 我很喜欢5、6个人的小作坊式的课程，今天这么多人听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一直很想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做一个梳理，今天刚好是一个机会。人类学家都是杂家，很多方面都做，好像很混乱。我今天介绍的主题其实是：在找题目、做研究的时候，要考虑些什么？以前有一个老师说做研究要有一个轨迹，相互之间要有联系。潘老师今天让我做一个梳理，是逼着我去思考很多以前没想的事情。我先说两个钟头，最后一个钟头听学生探讨，我很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 我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已经有成果发表的，一类是还在酝酿的。首先说一下农村有偿献血与艾滋病感染情况研究，这个论文是最近刚发表的。2002年在美国时，看到报道说河南的献血人有大批患了艾滋病，很想去看看，便尝试进行了研究。接下来是在南大开了个医学人类学专题课，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些东西。还有就是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研究，这群人占全部人口的10%，他们在工作、学习中受到歧视，我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已经发表了。另外还做了一个上海的股民研究。我们小区有证券交易所，很多老头老太太买股票，我一回上海就去观察，写了一篇题目是the number with live by的文章，讲述经济意识渗入到生活的问题。我还开了关于抑郁症的课程，对抑郁症这种群体疾病做了一部分研究。再接下来是关于艾滋病村庄的研究，我已经在艾滋病村庄做了很久的研究，但是一直有一个问题被我忽略了，就是土地纠纷的问题。我当时做艾滋病觉得很敏感，所以一直没理睬这个问题，但是在11月份国家出台土地流转文件时，又准备研究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去搜集材料。此外我还做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研究。因为我发现河南当地的农民在停止服用抗病毒药品后，开始相信local的基督教，并且为了表示虔诚，开始停止用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课题。 在进行学术盘点时，我发现我的研究跟三个“生”相关，要如何排列还不知道。下面我先来解释一下三个“生”。如果用英文来说，只需要用life和living两个词。关于生命的概念，在西方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伦理学讲的“good life”和“life”是不同的。 最近医学人类学，当然不仅仅是这一领域，也可以说是美国人类学（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状况）不再捕捉或保护正在消失的文化，而开始关注正在出现或发展的文化，这些文化往往不是传统的人类学领域，比如金融市场、生命科学研究。我去南京大学的实验室时，做的是生命科学的研究，不是把生命科学当作文化来研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biocapital，那就是生命本身成为资本。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走劳动力的路子失去了市场。现在是生命勘探，在生命中找到有利可图之处，因此生命本身成为了资本（直接对生命研究）。欧洲、美国一大批有科学背景的人转过来进行人类学研究（social stud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进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并且最近不断出现新的著作，其中伯克利的一个教授专门研究生命科学，另外就是乔治·马库斯等人。马库斯的一个概念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把田野调查限制在一个框架里，而是寻找不同的观点，比如去一个村庄，并不是局限在村庄里，而是了解不同的方面。 我们以前常常讲什么派别，但是在我看来，后现代和现代主义没有那么多的敌对关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没有敌对关系。我们国家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经济强盛了，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些宏观的东西，那就是gross的东西。但是人类学比较擅长的是后结构主义，那就是一头扎进去，多去几个点，做组织学（即微观层面）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有一点责任感的也可以进行一些具有道德感的事情，这是个人的选择。 我常跟我的学人类学的朋友说，我根本不是在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而是做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在做艾滋病这个研究时，我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年，那么多人义无反顾的去献血？通过疾病本身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通过我们可以得到的资料，根据基因排序，我们可以追踪到，当地艾滋病是缅甸的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