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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议公共政策执行力 　　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1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导致选择性执行趋利避害作为人之共性，同样适用于政府组织，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也是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利倾向也就成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利倾向直接明显的表现为政策执行的选择性，即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取舍执行，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其余部分则采取舍弃。 　　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基层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治理违法小煤矿事件中的选择性执行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矿难事故；在选择性地执行中央农民税费改革方案后出现的农民税费负担多次反弹的事实等相关报道都表明在我国确实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所导致的选择性执行，这样的执行必然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和执行者的形象。 　　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抗歪曲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对策对公共政策进行分解，对于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地方政府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实际却是相违背的实施方案，或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曲解公共政策原有的精神和内容，做出符合本地实际利益的解释。 　　这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了公共政策的对抗歪曲性执行。 　　例如近些年最为典型的房地产，为控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中央政府连续几年要求对楼市进行严厉调控,然而每次都是在调控初期有所见效后,房价随后又强烈反弹，分析原因地方政府软性对抗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歪曲执行中央房地产相关政策无疑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 　　3政策执行形式化出现的象征性不作为现象公共政策经由上级政府反复推敲、不断思考制定后，被以会议及文件等形式向下传达要求下级政府贯彻执行，但往往地方政府在执行中重形式而轻时效，其实际效用很弱，有时甚至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出现了有令不行，禁而不止的象征性执行现象。 　　如关于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广州市在每年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同时，假冒伪劣商品却仍是层出不穷，如瘦肉精事件，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广州市有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着象征性执行。 　　另外公共政策执行形式化也导致了政策执行人员的不作为现象。 　　二、公共政策执行力不断提升的相关建议1在源头上确保公共政策制定时的利益均衡确保源头的利益均衡需遵循严谨的决策程序和健全的决策机制。 　　严谨的决策程序主要取决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组织，将公共政策问题认定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到严谨的法律轨道，依法限权。 　　首先可加强公共政策问题认定过程中的程序和责任立法，使政府在对公共政策问题认定时能自觉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并在政府运行权力时明确其责任义务。 　　其次完善听证程序，加大调查研究力度，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让人民群众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在公共政策制定时加大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力度，使政策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 　　健全的决策机制实现则更多体现为公民的参与程度，公民的利益表达、保障。 　　首先应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公民对自身利益表达的能力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 　　其次加强公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公民利益表达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途径、权利等内容以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的运行。 　　最后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让弱势群体在社会进步中也能享有社会福祉，得到社会关怀。 　　总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做到既重视绝大多数利益群体的正当利益和合理意愿又体现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利益均衡，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力。 　　2采用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策略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引入政策受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执行过程，使其与政策执行者进行平等协商、讨论和对话，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和合作，从而增强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推进政策有效执行的一种政策执行模式。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政策执行中的平等、交流、合作等，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它以信任和合作为基础主张各利益团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它为政策执行者同政策受众方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样可增强彼此的相互理解，增强公共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 　　首先完善对话机制，可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通过网络、电信等途径，了解政策受众意愿。 　　可针对不同政策，相对应地组建一些常规组织和任务型组织，如针对一些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公共政策组建常规组织，这样可有针对性的长期吸纳政策受众的意见和建议；针对一些短期具体的公共政策可建立相对灵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