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地区市民积分管理制度.docxVIP

　　一、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在犯罪预防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一解决了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制度原因，实现了从刑事司法的惩罚性转移到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城市的外来人口曾经一度成为犯罪的主力军。 　　在当时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很多专家学者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民工犯罪高发的根本制度性原因。 　　在以后的十多年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政府财政等诸多原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几乎都没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①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通过详细易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积分管理手段，逐步实现新市民与张家港市户籍居民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妇女儿童权益、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基本享有同等待遇，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身份制度和不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城市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待遇问题，从而使新市民真正能够融入张家港的生活，实现安居乐业。 　　我国传统的犯罪预防模式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犯罪预防主要采取消极性策略，大多是从打击、惩罚、控制、恐惧等有关犯罪的诱因和社会秩序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不是对社会正义、授予权利、包容和投入这些建立在积极的社会政策之上的问题进行研究。 　　而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积极的社会政策，它弱化了对刑事司法的惩罚性效果的过分关注，而代之以对社会公正、社会保护和社会管理等的关注，通过一项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来达到有效减少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效果。 　　当然，笔者相信预防和减少犯罪只是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为整个张家港市所带来了诸多社会成效之一。 　　二倡导了一种价值评判体系，加强了新市民之间的关注度、紧密性以及集体和社会意识价值评判，又称社会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用来评价和判断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是否合乎社会目标与社会要求的准则。 　　新市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他们并没有一套共同的正确的价值评判体系。 　　而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以简单的加减分以及分值的多少直观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可耻的，从而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清晰的价值评判体系。 　　而当新市民从积分管理制度中获益，换句话说从这个价值评判体系中获益之后，他们又会更加认同这一价值评判体系。 　　而一个明确的价值评判体系，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相当强的指导性与约束性，其犯罪预防的效果也就显而易见。 　　分清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为基调的研究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重要贡献。 　　她认为以道德为绝对标准，以启发良知的文化是罪感文化。 　　罪感文化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 　　在罪感文化中，犯罪感仅仅是犯罪行为人个人的。 　　而在耻感文化中，犯罪越轨行为则是集体的耻辱。 　　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的文化，人们对估计会引起罪恶感的行为感到耻辱。 　　这种耻辱感不会因为忏悔或服罪而消失，因而其约束力强烈而持久。 　　耻感文化是要求有旁观者的，因此它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和密切的社会联系之上的。 　　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当个人以一种原子的状态存在时，耻感是很难起作用的。 　　只有具有强烈的集体或社会意识，个体的越轨行为才会使其中的每个成员蒙上耻辱感，因而受到集体的排斥，成为预防成员的越轨行为的有力武器。 　　城市外来人口或者说农民工来到一座城市之后，其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关系，直接从现代农村家族这种群体本位的社会结构中被弹射出来。 　　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亲情宗法，而是商品和货币。 　　在这种背景下，外来人口或者说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更多的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 　　而在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实施以后，通过个人的努力使解决配偶和子女的入户、入医、入学成为可能，那么势必有更多的人会选择把配偶和子女接到张家港一起生活，再加上父母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入学和入医问题，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势必会更加关注对方的行为，那么家庭就成为耻感文化发挥作用的最小的集体。 　　此外，新市民积分管理中的排名和公示制度，必然会引起新市民对于自己家庭以外的尤其是和自己条件状况相当的人的行为的关注，这又势必会加强新市民之间的关注度和紧密性。 　　著名犯罪学家赫希在其名著《犯罪原因》中就曾提出，社会个体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否，与其同周围社会结合的状态密切相关，犯罪行为产生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减弱或破裂时，如果一个人并不关心其他人的希望和期待，那么在此意义上他不受规范的约束，也更易于从事犯罪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使个人更加关注他人的希望和期待，避免给家庭带来耻辱成为新市民在做每一个行为选择时必须首要考虑的。 　　三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