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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许国林 (许昌师专历史系,河南许昌461000) 摘　要: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美国政府在镀金时代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削弱了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陆续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 关键词:美国;镀金时代;自由放任政策 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4-0124-05 镀金时代(内战结束至19世纪末),美国政府执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这种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体现了效率,但有失公平。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本文旨在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简要的论述,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 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美国镀金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反映到美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上就是自由放任政策。美国有着悠久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殖民地时代以及近代移居美国的人口中,有很多就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为了发财致富实现个人主义的目标而来的。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要还是局限在政治范围内。内战后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西部的迅速开发,为美国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许多人提供了展示个人聪明才智的机会。乞丐变成富翁,穷人变成富人不再是神话,而是激动人心的现实。那些地位显赫的铁路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原本 出身卑微,然而经过个人奋斗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个人主义理想。这激励着千百万美国人拼搏创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过渡到工业上的自由主义”[1](P4),“先辈们的个人主义是以自由的理想为基础,后来的个人主义则以工业生产的理想为基础”[1](P193)。通过南北战争,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还要在以往的或者随着资本的出现正在消失的生产方式中寻找拐杖。而一旦感到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2](P160)。同时,国内市场急剧扩大的事实,客观上要求政府采取比较宽松自由的经济政策,来刺激资本家的创业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内战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得到了社会科学界和宗教界的支持,甚至斯宾塞的学说左右着美国人的思想,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思想[3](P89)。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来源的研究》)最早比较系统、集中地体现了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亚当·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4](P252)。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5](P27-28)。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19世纪上半叶前,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内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有 了生存的土壤,为美国资产阶级和学者所推崇,进而影响到美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对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种社会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英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特别是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人类社会,创造了以“适者生存”为核心内容的庸俗进化论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理论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放任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最大的善就是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而为了追求错误的想法而采取的政策,则会由于干扰、歪曲和镇压而造成很大的伤害[6](P142)。他宣称,社会竞争导致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化,而成功者只能是那些聪明的、勤奋的人。约翰·菲斯克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美国,而耶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