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法学的合理性.docxVIP

　　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与一般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法律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 　　［1］陈云良教授在《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一文中提出的转轨经济法学命题，正是中国经济法学在借鉴和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法理论过程中的一种本土化努力，他从转轨经济法的历史使命、核心任务、基本功能以及转轨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重构了中国经济法学理论。 　　转轨经济法最早在2005年3月的中国经济法博士论坛提出，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李昌庚先生发表《转轨经济法学一个容易误读的概念》与陈云良先生商榷，认为转轨经济法学或相类似观点实际上就是过分迁就中国现实国情的产物，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中庸之道的体现［2］。 　　然而，李昌庚先生所强调的是应然状态的经济法，是我们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法。 　　提出转轨经济法命题的基本价值在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与现实脱节与错位的问题，使经济法从应然的理想状态回到实然的事实状态，回到中国的转轨现实，致力于解决转轨中的特定问题，对转轨改革能够有所作为。 　　［3］中西方经济法，在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根源、法制环境、文化底蕴等方面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也应当在构筑我国经济法体系时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就有可能使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误入歧途。 　　［4］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学，决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条件，不能忽略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重大影响。 　　［5］下面，联系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基本状况和传统法律文化，探讨现阶段在中国提出转轨经济法学的合理性。 　　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法治国家里，政党、政府、企业的界限是清晰的，政府行为不能破坏市场经济的规则，而应该借助法则和价格信号去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维护企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所必备的制度环境。 　　在法治条件下，政府要做市场经济的保姆，依法行政、廉洁公正、优质服务，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主宰一切。 　　中国经济法应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高度一统的计划经济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上。 　　在西方经济法发达国家中，经济法是建立在生产私有制基础上，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并出现自身无法化解的缺陷之后出现的。 　　建立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法，其产生之初就肩负着与西方经济法截然相反的历史使命。 　　虽然同为治病之法，西方经济法是治市场失灵之病，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现在甚至可能长期不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它带有典型的‘权力经济’的特点［6］157，中国经济法在现阶段的任务是治政府失灵之病。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只能算是一种改革的目标而不是现实。 　　当前应花大力气解决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问题，这个过程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7］因而在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彻底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政府对经济运行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干预和控制状况，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决不是要强化而恰恰是要逐步界清、规范和约束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方式和范围，转变政府职能，真正赋予市场主体以经营自主权和自由竞争权。 　　［5］二、高度一统向简政放权转轨新中国成立后，高度一统的国家获得了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全面实行计划经济。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么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8］。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权力垄断相依为命，高度集权的、绝对的、不受制约的、同封建专制同质的权力，构成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手中，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是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 　　［9］自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自治领域日益扩大，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模式开始慢慢瓦解，改变了以往几乎全部依靠行政命令与计划指令的状况，国家自身的权力结构也正在进行相应调整，地方、部门、企业占有与处置社会资源的自主性在不断扩大［10］。 　　但由于受旧体制惯性的束缚，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行政权力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